美国强化与越南经济关系:动机、进程及影响

正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通过推动与越南经济关系正常化、准许越南加入WTO、拉拢越南加入TPP等方式大大强化了与越南的经济联系。但同时应该看到,美国深化与越南经济关系除了经济层面获益外,还有对其进行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这又构成了美越深化经济合作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     

对东亚大国关系和失衡的地区均势的评估:一种美国的观点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烈地暗示我们,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其他亚洲国家为维持稳定的均势一定会动员自身资源并寻求相互间更紧密的合作。虽然已有证据显示,过去20年里这种制衡机制已在发挥作用,但直到最近这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及应对方略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且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给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形成性别偏好并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必须通过倡导新型生育文化、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加强管理监督、严格生育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法律保障,完善利益导向、形成长效机制等措施统筹应对,方见成效。     

参与失衡与管制俘获的解决:分散利益组织化

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同的参与主体在参与机会以及参与程度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平衡。与此相应的是,行政过程中的管制俘获之情形普遍存在于各国的管制活动中,中国也不例外。多元的分散的利益组织化则是参与失衡与管制俘获的解决之道。     

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

大规模跨省婚姻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重要的人口迁移社会现象之一。文章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时空模式及变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水平与性别结构失衡具有一定关联性。性别结构失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在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中的叠加效应开始初步显现。大规模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的同时,也推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婚姻挤压程度。     

安倍危险的经济和安全战略北大核心

安倍二次执政后,试图在经济和安全两大战略上扳回因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的地区力量失衡和日本地位下降的被动局面。．在经济上提出“安倍经济学”,推进日本经济复苏：在安全上则扯出“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策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

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失衡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重要方面。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失衡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三大产业的成本结构特征规定着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三次产业的人均增加值、劳动报酬占比、人均劳动报酬与初次分配有其关联;产业结构上"要素反效率配置"限制着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增长。     

破解城镇化困境

中国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减少"趋势明显难以支撑中国城镇化率70%乃至更高的目标,中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困境"已经浮出水面。中央"十二五"规划多次提到城镇化,并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后,更是进入了"跑步前进"阶段。相关数据显示,1996～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近1.2个     

如何校正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

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均达历史最高,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已成共识。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校正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社会难题和政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