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法治中国砥砺奋进——从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

生机勃发的春天,正是扬鞭奋蹄的时节。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广纳睿智之言,共促良法善治。从人民大会堂的璀璨星灯之下,到各个分组审议的会场之上,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履职氛围——更多的法治关注,更深刻的法治思考,更坚定的法治信仰。法治,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大会全程,更向世人昭告:法治中国,从这里开始     

论银团贷款协议中交叉违约条款的适用与限制

鉴于银团贷款数额大、期限长、风险高的特点,为了避免信用风险,保证贷款及时收回,采用交叉违约条款已成为银团贷款实践的惯例。交叉违约条款作为重要的保护性条款,可以保证当借款人出现财务危机或其他不利情形时,银团能够不迟于其他债权人采取救济措施,保证行动的及时性,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银团的利益。但近年来,交叉违约条款呈现被滥用的趋势,其公平性遭到众多学者的诟病。为此,应当从交叉违约条款的法律内涵和法律性质出发,分析其法律效力以及适用此条款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而从不履行主体、违约债务性质、违约性质及违约金额等方面对交叉违约制度加以完善,限制交叉违约条款的滥用,以平衡贷款双方的合法权益。     

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最可靠也最管用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的根本违约制度

根本违约是《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公约》采用了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相对弥补了两大法系在此规定上的不足之处。根本违约制度的法律后果在于解除合同,其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交易,限制合同的解除,进而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价值。我国《合同法》也采纳了这一制度,但相对于《公约》严格的制度规定,我国在该制度上还有借鉴提升之处。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根本违约制度的历史渊源及演进;第二部分论述了《公约》关于根本违约制度的规定;第三部分阐述了根本违约在具体违约类型中的判定;第四部分论述了《公约》关于根本违约制度的规定对我国《合同法》立法的影响。     

浅析中外违约损害赔偿差异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在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变成了国际公认的民事责任中最有效和最重要的责任形式,它的适用范围较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违约损害赔偿成为了国内外的广大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国内外关于损害赔偿认定和赔偿范围认定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对中国法律完善提供借鉴。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解除权行使条件——“根本违约”构成要件分析

根本违约制度规定了解除合同所适用的条件,从英国法发展而来并得到不断的构建与解释。本文通过根本违约制度的发展历程从不同立法角度介绍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并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根本违约制度做详细论证,阐明其适用标准。     

农村土地改革的根本出路

各种错综复杂的土地乱象之所以出现,一个原因就是民众没有所有权,而且不能改变土地的原来用途。     

试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工期违约金纠纷的处理

工期违约责任的设立是建筑工程合同的一项重要条款,这一条款的设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同双方在面临工期违约时所占的地位。司法实践证明,没有在合同中明确工期违约金条款的一方当事人极有可能因无法援引违约责任条款而获得对方赔偿,甚至可能面临另一方当事人的巨额索赔。     

奋力谱写“十四五”平安天津建设新篇章——访天津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董家禄

记者:通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您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董家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清晰擘画了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提高新时代地方党组织选举质量的制度保证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发布,这是党内选举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地方党组织选举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实践经验,健全地方党组织选举工作制度机制,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规范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