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对根源,危害与对策的三重分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中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本文全面分析了刑讯逼供的思想、价值、制度及实践根源 ,深入探讨了刑讯逼供对刑事诉讼安全、自由和效率(效益)三项价值及现行司法制度威信的损害 ,最后系统提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和实践对策。这对于我国从立法和实践层面上全面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城乡二元结构对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制约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人为制度安排形成的,是内生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惯性。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生产、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而且是导致农村社会长期贫困、阻碍农民社会流动、限制农民身份变迁、农村教育长期滞后和禁锢农民自觉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根源。     

转型期地方政府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经济人"偏向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总体偏向于"经济人"。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公务员在经济行为中存在双重委托利益关系不对称、权力与责任不对称、激励与努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地方政府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经济人"偏向,导致某些公务员产生弃责争权逐利、机会主义、"一把手"专政和寻租腐败等行为。     

关于当前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思考

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难点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调查问卷为基础,对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根源加以分析,并且提出了缓解和克服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张国焘：一个“‘左＇得发狂”的人物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成分，其实早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就已有过，但知之者不多。要想真正了解“文革”，就不能不寻找一下它的历史根源。 这里只谈一个人物，看看他在苏区是怎样搞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怎样仇视和杀戮知识分子的，怎样冤杀了大批红军将士的。张闻天曾评论此人“‘左’得发狂，右得可耻”——此人就是张国焘。     

理性看待“网络红人”现象 合理引导网络文化发展

随着网络文化对公众生活的不断渗透，越来越多的“网络红人”出现在大众面前。革新了娱乐方式和文化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文化观和法律规则。通过深入剖析“网络红人”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利于理性对待新兴事物、反思文化传播现状，从而科学地引导和管理网络文化的发展。     

犯罪根源之再认识——人性恶抑或制度恶

在由来已久的犯罪根源讨论中,形成了人性恶与制度恶两大分野。从犯罪之恶推演人性之恶,将人性恶作为犯罪根源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很容易将犯罪预防引入歧途。同时,将人性恶视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种先验性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人性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制度可以控制人性之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是由社会下层人员实施的传统犯罪与新型的仇恨社会犯罪,还是由社会管理层实施的白领犯罪主要都表明制度之恶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现实犯罪的存在样态、规模乃至发展趋势,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缺陷。同时,确认制度之恶是犯罪之源,不仅仅是尊重基本人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根本所在,唯有不断夯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性制度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当代官员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及与政治稳定性的关系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官员问题的影响尤为恶劣,负面新闻的传播速度前所未有,这就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对官员的不信任愈演愈烈。官员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外部诱因与内部动因两个方面,而内部动因为主要根源,与外部诱因相互作用。官员问题导致我国政治稳定性面临极大考验,官员问题影响政治稳定性的保持与发展,必须予以肃清,使群众充分信任政府,这是政治发展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威廉二世“世界政策”失败的根源及启示

"世界政策"是威廉二世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为谋求德国崛起及与英国争霸而制定的对外战略。这项战略使德国走向辉煌,但又迅速走向失败。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战略定位的错误、与欧洲均势传统的不相容、外交的冒进与凌乱,以及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四个方面导致的。对威廉二世"世界政策"失败的根源进行分析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对后人的现实启发,从而规避前人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战略性的错误。     

香港民主运动激进化的根源及其应对

近年来,香港民主运动呈现激进化的特点。这一现象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民主理想受挫、经济民生恶化和国民教育不足。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西方势力的长期渗透。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央和特区政府仍需坚守民主发展的底线,并着力经济民生的改善、推动国民教育的落实、适时启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