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清算问题简析

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在外经贸工作中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有很多方面值得探讨。笔者在处理一些外商投资企业普通清算案时，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在清算时适用法律及进行普通清算时是否应当由企业权力机构组织成立清算委员会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分歧。笔者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分歧与协调——兼论我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判决类型,惩罚性赔偿判决(Punitive Damage Awards)在承认与执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两大法系斗争极其激烈,其矛头直指美国。有矛盾就有分歧,有分歧就要解决,这就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也需要我们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予以完善,本文将对此问题予以研究。     

“中国观念”与一个中国原则

自１９７９年祖国大陆实行和平统一政策以来 ,在海峡两岸各界共同努力和推动下 ,各项交流逐步展开 ,形成相当可观的规模。无论是在经济贸易联系、人员往来、文化体育交流、科技合作 ,还是事务性商谈和政治对话 ,双方接触的基础是在一定层面秉持着“中国观念” ,即使两岸敌对状态尚未结束 ,即使对“中国观念”解释上存有分歧。这一“中国观念”决定了两岸政治分歧下特殊的交往模式和一个中国原则。“中国观念”和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两岸尚未统一之下“维持往来的最大中介”和“缓解冲突的最大凭借”。近２０年来 ,两岸为扩大交流所采取的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具利益分歧的争议焦点之一，在这种条件下。TRIPs协议只能制定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及区域贸易协议常要求发展中国家执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笔墨较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依我看，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两党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听谁的、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到1962年，中苏两党矛盾全面爆发，随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笔墨交锋。     

还原历史，超越历史——参加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感想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首次由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历经3年的努力后，2010年1月31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共同研究第一阶段的相关论文。笔者作为参与者之一，对共同研究的缘起、基本情况以及中日学者间的共识与分歧作了介绍，并对其问双方正确定位共同研究、正确处理个人意见与反映主流看法的关系、正确设定共同研究任务表示了肯定。笔者希望学术研究可以逐渐使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段过去的历史，还原历史并超越历史，妥善处理两国间分歧，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与改革

新《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障碍。针对法定监督方式单一,民行公力救济立法空白以及法检冲突弱化民行检察监督的现状,本文提出三点改革与发展建议:一、立法规范再审检察建议。二、建立完整公益诉讼制度。三、检法合作共建工作联系制度。     

选举制度、社会分歧与台湾政党政治新形态的形成——台湾第七届“立委”选举案例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关于2008年1月12日台湾地区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大量选情分析集中于讨论国民党大赢与民进党大输格局的形成。本文结合选举分析和选后在台湾社会调研的材料，关注本届选举出现的新现象——国民党、民进党的政党得票率与“立委”当选席次比例之间同时存在大幅差距。本届选举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这种比例上的差距：国民党当选席次比例（81席，占总席次71．69％）远高于其政党得票率（51．23％），     

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间分歧及其成因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熊彼特是在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的，然而国外的学者却指出是在1911年。国内“1912”的普遍观点最初源于《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中张培刚先生所著的中译本序言。这种时间上的一字之差反映出当下国内学术界囫囵吞枣的读书方式、很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的亟待完善。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