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用来确定自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二是用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三是用来判断被告人供述是否得到补强。作为一项旨在对证明力加以限制的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案件事实,都要根据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加以认定,注重证据信息的相互验证,避免仅凭孤证定案,这有利于防止伪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在目前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下,法院很少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以心为证:浅析自由心证在相互印证中的发展土壤

证据制度发展至今,印证证明制度上升为我国的法定证据制度,强调证据之间的关联性。然而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漏洞。追根溯源发现以我国从前的自由心证制度为基础产生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被世界普遍使用。于是本文试从自由心证的价值弊端与我国现存的印证制度进行对比出发,研究其中的可融之处,寻求两种制度磨合下对我国现存问题的一个模式重构。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下)——“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复合性构造

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本土宇宙论,其构成要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论述。将中国文明的时间表述为一种作为横向时间的时势,将空间按照传统中国文明的天下观念并进行区域的再划分,从而把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文明体。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研究进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年就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财政部、原环保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水利部更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1])。该《指导意见》推动了多地区补偿协议的签署,但对于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中出现的固有问题,诸如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界定不清、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还未能作出明确解答。在此基础上,2019年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作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指导。     

融合心证:对证据印证证明模式的反思

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仅仅是证据基本特征的外部印证,更重要的是法官必须运用逻辑证明、经验验证等内省方法,对单个证据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判断。印证效力有法定证据主义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规则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实践中忽视证据能力的审查,主张证据相互印证作为证据采信和定案的依据,催生了刑讯逼供、以供逼证等印证规则负价值。提升法官自由心证能力,合理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尊重律师辩护权和辩护意见,坚守审判中心主义,是规范印证规则、预防刑事错案的一个可能指引。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横向府际间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的困境——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博弈中,横向地方政府自主理性的微观抉择必然导致非理性的宏观恶果:表现为在政治层面过度追捧政策倾斜和特殊待遇及不断演绎政绩考核怪圈;在市场层面大力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和严重忽略经济外部性问题;在制度层面大搞税费让利行为和破坏法律规章的软约束。如何克服这种非合作博弈带来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和最优公共利益,可以在奥尔森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方案、多次博弈方法以及社会资本途径和构建学习型政府四种思路上做一番探讨和借鉴。     

从“帮扶差生”到城乡融合

有效衔接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县域,是打通城与乡的关键节点将扶贫产业转化为支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需要因地制宜,规划引领基础设施建设决不能落下农村持续畅通劳动力流动渠道,搭建横向流动桥梁、纵向发展阶梯,是人才规划的关键。     

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的刑事规制

我国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具体网络犯罪的性质不同,将犯罪对象、危害行为、损害后果、参与人员等计量对象的数量纳入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司法实践中这种计量对象的海量化出现使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与刑事处理饱受困扰,海量化对象使得传统刑事印证证明模式面临挑战,计量异议的反驳困难导致控辩举证不能,定罪量刑标准极易突破而造成刑事处罚扩大化和重刑化,计量事实认定如何确立合理规则存在难题。基于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给司法实践造成的现实困境,应立于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的双重角度,结合刑事法律规定和既有实践经验,在证明方法、证明标准、刑罚适用、入罪条件等方面构建对其处理的适用规则,具体包括,以证明方式的概括印证取代计量对象的具体印证,将计量事实的绝对优势证明独立于普遍性最高证明,以量刑上的从轻处罚弥补事实上的不利认定,从法定刑升格的单一数量标准转向数量与情节的并合标准。     

横向合作与纵向干预：府际合作如何影响环境治理?——基于三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跨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环境污染的地理边界往往会突破治理的行政边界,城市群已成为应对环境问题负外部性的有效治理单元。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理论视角,使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横向合作与纵向干预,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上级政府通过纵向干预形成的正式安排,成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环保支出在府际合作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形塑了城市群环境治理绩效的异质性。在理论上,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中所演绎的“集体行动困境”,在中国情境中依然具有解释力,而中国行政体制下的纵向干预则为其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