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综述

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研究的成果可概括为:两个关系维度即"竞争"与"合作;"三大协调机制即命令机制、利益机制、协商机制;四种研究视角即从政治与行政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法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切入;三种研究动向即引入新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关注实证研究,对地方政府角色定位有新认识。     

“黑箱”证明及其纠偏——以“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证明和传统犯罪存在不同。“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的犯罪成员、被害人和犯罪资金较多,查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关于具体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份额”更是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常以“综合认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认定,出现了“黑箱”证明。“黑箱”证明不仅会影响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也容易引发具体犯罪人的量刑偏差。“黑箱”证明的纠偏需要补强量刑证据,优化印证,同时也需要推动刑事诉讼思维理念的现代化。     

浅析影响政府执行力的结构因素

政府执行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功能输出,它受到结构的深刻影响。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在横向结构上应当综合借鉴和使用国外的“三角形结构”和我国的“同心圆结构”的优势,找准政府的定位,建设“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在纵向结构上,应当以制度为基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组织结构上,应当以制度为依据解决“职责同构”、“上下对口”等问题,建立“和而不同”、优势互补的组织结构。     

未成年受害人作证能力与庭审质证规则研究

未成年受害人参与庭审的能力有限。在确定作证能力和提供的证据证明力等方面,未成年受害人可以参考一般证人的立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将“辨别是非”“能够正确表达”作为证人的身份条件,但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依旧过低。实务中的“印证证明模式”简化了言词证据的审查,阻却了未成年受害人言词证据证明力的发挥。现行司法解释对未成年受害人参与庭审质证欠缺更为细致的规定,立法应对未成年受害人科学评估作证能力,审查未成年受害人的作证资格,明确庭审质证阶段的证据调查方法。     

从“纵向吸纳”到“横向协同”：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逻辑的嬗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展现一个国家建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经历了由“纵向吸纳”到“弹性治理”、再到“横向协同”演变的逻辑主线,展现出权力与权利彼此互塑、互嵌、互动的良性博弈样态。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角度出发,这一历史逻辑嬗变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实践体系以及主体结构三个次级逻辑构成。在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仍需要在坚守国家逻辑的同时,与社会力量形成包容互动的良性关系,循序抵定持续成长与秩序稳定的“中国之治”,并通过“理念—结构—政策”配套组合集顶层设计、中观制度与微观政策的治理体系,持续释放治理合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横向府际关系——从法律视角提出的要求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府际关系多靠政策调整,且随意性大.应当将府际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地区当前府际关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试从法律的角度对横向府际间关系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横向并购评估审查中需要效率抗辩么

横向并购既是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一种途径,也可能成为企业获取市场势力、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市场策略。因而,引入效率抗辩条款,对横向并购进行评估和分析,权衡其对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净影响十分必要。中国的竞争政策正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在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评估审查中引入效率抗辩,既有利于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也符合竞争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同时还能够保持竞争政策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中国的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政策正在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将效率因素考虑周全,允许并购企业进行效率抗辩,有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文章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意义出发,分析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优势价值,进而提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掌握和合理运用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文章提出两个在当今司法实践中较为热点的问题:一是出现"一对一"的证据状况,如何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审查和认定证据。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指纹在证据相互印证过程中的作用。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构建

我国法律尚未规定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构建该制度势在必行。这对于应对侦查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规范司法机关的取证手段,消除污点证人的后顾之忧,鼓励其如实作证非常必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对案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进行限制,确立有限的罪行豁免,构建污点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审查判断规则,完善审批程序和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