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研究

形式主义文论认为形式高于内容,形式才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类型题材的根本特性。本文在廓清传统文学"内容/形式观"的基础上,论述了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形式主义者对形式的重视是对"重内容轻形式"传统的反拨与批判,形式主义者对"形式"本体地位的确立颠覆了传统翻译的"形意(神)观",其"重形式轻内容"的主张在翻译实践中符合翻译的"差异性伦理"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在县（区）级疾控中心业务工作中的重要性探索

疾控中心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直接为社会大众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性机构。对于县（区）级疾控中心来说，更是处于与基层人民进行直接接触的第一线。所以我国在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大力推进的今天，县（区）级疾控中心的具体工作质量高低就成为了衡量我国卫生事业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疾控中心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力度就应该成为中心领导者、管理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当前疾控中心工作任务分析入手，谈谈思想政治工作在县（区）级疾控中心工作中的重要性及若干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总体质量的意见措施，以供参考。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1938年在苏联出版,它是一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苏共党史教科书。1939年初,《教程》传入中国,当年即在国内出现了4个颇具影响的中译本;建国后《教程》又在国内出现了4种的版本。《教程》作为一部简明扼要的党史教科书和通俗易懂的马列主义百科全书,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共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毛泽东的高度推崇,广大党员干部对《教程》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教程》也因此在中国得到长期而广泛的传播,并在中国呈现出了一段鲜明的翻译出版传播史。     

“两个普遍”要求乡镇（街道）工会建设新突破

当前,乡镇(街道)工会已成为工会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加强乡镇(街道)工会建设,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亟待解决"有人干事"和"有钱办事"等问题,按照工会规范化建设要求,明确乡镇(街道)总工会法律地位,增强基层工会活力,确保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即"两个普遍"工作目标的实现。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在澄清条约模糊、填补空白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哪些规则具有相关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这个短语是否对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具有限制性作用?是否是指条约解释之时处于生效状态的国际法的全部?因此,对第31.3条(c)项立法沿革、用语含义以及相关国际司法实践的探究,对于深入了解国际条约解释规则作用的机理具有积极意义。对时际法性质的理解是审视第31.3条(c)项的一个必要前提。条约解释通常难免借助于其后的相关新条约。     

职业禁止制度的实证与教义图景

《刑法修正案(九)》新设职业禁止制度,使得我国的类似保安处分措施日臻成熟。《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制度之于职业禁止制度先行一步,职业禁止使得刑罚专业化、针对性的制度价值在禁止令制度的适用上可见一斑。职业禁止制度本质上属于类似保安处分措施,西方日趋完备的保安处分制度吸收了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内核,为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管之见。必须结合《刑法》文本对职业禁止制度铢分毫析。具体而言,适用职业禁止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主刑;在专门机构已经决定宣告职业禁止的情况下,法院仍有必要另行宣告。     

“X也是”与“(X)真是”的语义表达与用法解析

“(X)真是”与“X也是”都用来表示埋怨,其用法差异表现在:组成成分上,二者在主语“X”是否省略,“X”与“真/也是”之间是否可以添加语气副词,之后除“的”外是否可以添加其他语气词的限制存在差异.语义表达上,二者表达的埋怨类型不同,语义自足性也存在差异；同等情况下,“(X)真是”所表达的埋怨程度高于“X也是”.造成二者用法差异的原因是“真是”与“也是”语法性质的不同.     

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涉恐条款

恐怖活动犯罪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刑法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