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图景与正义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

通过对中国法学自1978年以来26年间的这一个时代的批判,邓正来提出了一种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为核心问题的中国法律哲学观,其任务是建构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不仅强调了世界结构是这种法律哲学观的历史性条件,还隐含着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考虑的三类正义问题.     

区块链技术在刑事检察领域的实践探索

区块链技术不断发展,已经从重塑货币、支付、金融等经济形态扩展到政务、工业、艺术等更广阔的领域。区块链技术在刑事检察中的应用即为该背景下的产物。实践中,地方检察机关借助数据透明、不易篡改、可追溯的区块链技术优势,在刑事检察领域不断探索,取得初步成果,但也面临多方面挑战。检察机关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推进路径,避免重复建设以及各地之间的技术抵牾,解决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难题,保障“链上检察”的程序性正义,为区块链技术更有效地赋能刑事检察工作铺平道路。     

柏拉图教育理想的人性解读

《理想国》中,人性(灵魂)始终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他把灵魂分为三种状态: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和激情,三种状态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最初的本质;每种灵魂状态分别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时就形成不同阶层的人。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中各安其位,就形成了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柏拉图主张用教育促使人们灵魂转化——向“善”以达到理想国的实现。人性既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起点,又是终点。柏拉图提出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它反省人性、追求“善”的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必需的。     

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探析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正义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数字正义、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概念讨论所引出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正义观是传统正义模式的移植,还是基于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正义结构?实质上,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正义观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人工智能普及而降低,让位于技术理性;正义的作用对象扩大到机器行为,并因此产生算法公开的正义实现方式;正义的发生场域拓展到信息空间,出现场景正义和可视正义的新类别。正义内涵的变化带来了数字非正义问题,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以及数字强权成为区域和群体间不平等矛盾的新缘由。解决非正义难题需要建立全新的法律路径,在实在法层面合理分配数字权利,在程序法层面强化可视化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为数字正义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广西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理论对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二者存在长期均衡的结论,并建立了回归模型。经ECM误差修正之后,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从短期来看当期收入对下一期消费的调节作用是较大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是启动消费的主要手段。针对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约政策建议。     

法治的基础是司法

嘉利来案再次证明了,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法院系统,乃是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嘉利来股权争议案,已经走完可以设想到的行政、司法救济程序。但嘉利来方面主张,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正义。假如略微仔细地考察这些程序,也不能不承认,嘉利来要得到正义,确实比较困难。嘉利来公司首先寻求     

新中国经济正义的社会构建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正义实践,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经济正义的追求从空想走向了科学。总体上看,我国在经济正义中主要关注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并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以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基本思想与方法原则对我国当代经济正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