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务冲突的评判标准

国际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是指行为人在面对相互矛盾的义务时,能且仅能履行一项义务而必须违背另外一项义务的现象。文章认为关于义务冲突的性质,应当采正当化行为说,该学说认为义务冲突具有排除犯罪性和丧失可罚性。义务冲突在我国刑法学界仍然处在广泛讨论阶段,但仍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意见。     

论股东除名的事由与程序再造

股东除名不应与股东失权相混淆，其具有解决股东纠纷和打破公司僵局的独立价值。法定除名事由应舍概念式立法，转采例示性类型结合不确定概念的立法模式；在尊重章程除名事由的同时应予严格限制，引入比例原则进行司法审查，嗣后章程除名事由应经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关于股东除名决议，从解释论与司法实例来看，决议方法为普通决议，决议程序排除被除名股东表决权，其效力为成立即生效；从立法论来看，决议方法应为特别决议，应增设决议变更之诉以避免表决权排除规则被滥用，其效力应再造为成立未生效。除名决议成立即生效往往会引发效力争议，且不为登记机关所接受，在实践中通常借助除名决议有效确认之诉解决此弊端，但因面临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困局而效果不彰。有鉴于此，我国公司法应引入除名之诉并进行具体的程序构造。     

论党内问责的归责原则——以规范分析为进路

从规范层面来看，归责原则的确立对于党内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其关系到问责对象的范围、问责情形的设置和问责方式的适用等问题。在确立党内问责的归责原则时，必须遵循如下标准：一是要区分行为过程和结果并能够形成对二者的双重权衡；二是要实现约束和激励的并重兼容；三是要体现对民意的回应。从既有归责原则的规范构造来看，虽然初步确立了行为责任原则、结果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存在归责原则的性质及其内容含混不清、适用对象区分不明和适用比例不够合理等诸多不足之处。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出完善建议：首先，采用一般条款和类型化设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归责原则的构造；其次，建立适合归责原则具体化适用的责任清单制度；最后，明确和细化免责事由的内容。     

统一正犯体系之评估

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市场支配力研究

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其所产生的垄断效应直接损害了商家的多栖性,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使消费者被大数据杀熟,也使外卖骑手陷入事实层面上的“二选一”,在上游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与下游平台内经营者市场截然不同的寡头垄断。对此,外卖平台可能基于自我保护原则、统一性原则、排除搭便车原则为其行为寻找合理性,但这三种抗辩事由均不具有适用可能性。外卖平台在实施“二选一”过程中,对商家形成了佣金价格及获取消费者流量的控制力,对消费者形成了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对外卖骑手形成了劳动力雇佣价格及劳动时间的控制力。综合交叉网络外部性等因素,“二选一”行为对三方所产生的危害并不相同,对此应完善监管机构行为性救济模式,要求平台解除“二选一”独家协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限制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对平台配送系统进行优化,允许骑手保留数据权属。     

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研究

从正当性角度分析,立法模糊并不构成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也并非与调解的自愿性相悖;调解程序的软化和实体合法的伸缩性会造成如何监督的困难,而并非要不要监督的两难。在客观效果上,民事调解检察监督虽然可能会与调解瑕疵救济部分重合,但并非以救济调解瑕疵为目标。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不以保护个案中当事人的私益为目的,这是确定民事调解检察监督法定事由和方式的基础。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教义学分析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然而，该案一审判决被媒体披露以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该案的教义学分析涉及枪支认定标准、目的性限缩解释和责任排除事由等问题，“依法入罪，以理出罪”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通过出罪事由的正确适用，才能使定罪量刑的结论具有合理性，并获得公众认同。     

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的正当化

我国学界现有研究只是将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框架性地区分为证据意义的和非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因缺乏程序外观而呈现出体系凌乱和相应制度功能弱化的困境。为改善当事人陈述状况，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话语权实现，对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正当化势在必行。立法上，宜将当事人陈述制度细化为在法庭辩论阶段具有阐明案情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和在证据调查阶段具有证明案件事实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在具体实施上，应为不同制度功能的当事人陈述设置相应的程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