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情境”判断

行为人持杀伤力似乎很强的凶器实施抢劫等不法侵害,事后证明凶器为假,行为客观上危害较小,但防卫者使用了强度很大的手段进行防卫,对防卫者的行为性质究竟如何评价?目前的刑法学通说要么从假想防卫的角度,要么从防卫限度的角度讨论防卫者的行为正当性问题。但是,这些理论都存在不足。一个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必须看其全部条件是否满足。而是否齐备成立条件,要以假设有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行动能力的社会一般人,其在当时“情境”下是否会真的认为存在不法侵害为前提,由此进一步从总体上判断其行为是否具备正当防卫的条件。     

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关系之重构

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都是一种防卫行为,它们都是从防卫行为开始的,由于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差异,造成了法律 意义上两种不同的损害结果。它们之间不是一种转化关系,而是一种防卫异质的关系。     

莫衷一是的被劫司机撞死劫匪案

出租车司机深夜遭到抢劫，劫匪得手后放过了司机。司机报警后又反过来撞击劫匪，希望把他撞成轻伤后容易被抓住，结果用力过猛不慎把劫匪撞死。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还是犯了故意伤害罪？这件前段时间发生在江苏省靖江市的出租车司机驾车撞劫匪事件轰动一时，各种意见和看法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论正当防卫制度中的不法侵害

传统的违法性理论对"不法侵害"的定义和范围之界定,客观上构成了对公民防卫权的不合理限制。在判断某具体侵害行为是否为不法时,应从防卫人的角度理解。而不应从司法者对侵害行为归责的角度来进行评价。对不法侵害的范围,有限制的违法犯罪说相对稳妥,但也未能包含所有的防卫起因。不法分割应具备三个特征:危害社会的严重性、侵害急迫性、现实可防卫性。     

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质疑

《刑法》第20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分子，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法务彰显立法者无限防卫主义的立法理念。笔者认为，无限防卫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不仅无助于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乃至削弱了人权保障的根基——公正和人道。     

对我国正当防卫中法律价值缺失的理性思考

正义与秩序永远是正当防卫制度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补充,在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几年的司法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在整体构建上存在着法律价值的缺失。本文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观点着重阐述自己对正当防法律价值的缺失的几点理解和思考。     

受虐杀夫引发的法律问题

对长期深受丈夫暴力虐待而将其杀死 ,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即暴力虐待是否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刑法》第 2 3 2条中的“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是指“犯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怎样才算“情节较轻”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无限防卫权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条件、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等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正当防卫的限度、无限防卫权的界定问题,依然存在着争论。本文对无限防卫权的界定及适用无限防卫权问题之规定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对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有所启发。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同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