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类型化研究

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存在概念表述不一、法律规范缺位以及司法机关各行其道等制度屏障,单纯利用传统法学的概念式研究方法难以突破研究困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规范类型导致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空洞化: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规范了法院的立案受理行为,审判监督程序吸收了对生效的不予立案、驳回起诉裁定的法律监督,民事公益诉讼的兴起弱化了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的职能。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性质以及其与审判权和诉权的关系上看,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民事立案检察监督程序的设计应当与其监督的案件的性质、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及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民事立案检察监督程序主要由检察机关依职能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辅助。检察机关在实施时,可区别案件情形,采取支持、督促起诉,检察建议,抗诉,移交纪检、反贪、反渎等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四种方式,通过刚性监督和柔性监督构建多层次的立案监督体系。     

论“其他组织”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

自民法典编纂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来,关于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否确认“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再次引发民法学界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将“其他组织”纳入民事主体范畴,反对者则认为这会导致同一财产的所有权重叠.在我看来,民事主体应采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其他组织”不宜成为民法典的主体类型.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前提和对象

检察机关要提出民事抗诉,则须提供和搜集相应证据支持抗诉,但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活动中,就调查取证这一公权力的行使并无具体的规定,使得法、检两家对民事再审中,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认定,产生了许多的意见分歧.本文通过对检察机关行使国家公权,为民事案件抗诉进行调查取证的前提、对象、范围分析,对现行“法条、规定、司法解释”解读,结合司法实务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涉台婚姻中离婚后子女抚养权、探视权保障研究

正确处理涉台婚姻中离婚后子女抚养、探视问题不仅关涉两岸父母的利益,更关系到两岸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由于两岸分属于不同法域,与抚养、探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法律术语的使用上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酌定上。在相关案件中,两岸共同面临诸如缺席判决率高、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难、儿童拐带问题严重等问题。在裁判文书的承认和执行、大陆配偶居留等多个领域,台湾地区均表现出歧视性态度。由于台湾地区歧视性政策的存在,大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并进一步诱发了儿童拐带问题。未来两岸应沿着强化司法互助和裁判文书的承认执行的路径来保障离婚后父母和子女的合法权益。台湾地区应尽早废除在大陆配偶居留、工作政策以及裁判文书承认和执行上的歧视性政策。     

江西省鄱阳县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获社会公众点赞

自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发布并实施以来,鄱阳县人民法院依法采用立案登记制登记立案,对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依法保障当事人诉权。该院的立案登记制规定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推行立案登记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施策略研究

2012年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扩充和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对具体程序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具体如何实现,要理性认识制约的条件和实施的风险,以及如何在这些制约性条件的情形下发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应有功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原则规定方面,从原来规定的对民事审判活动扩展为对民事诉讼     

民事检察监督应当把握好六个“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修改后民诉法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得到了全面强化。为了使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使之产生理想效果,笔者认为,检察监督工作应当在《决定》精神的指引下,把握好六个"度"。第一,把握好民事检察监督的"高度"。其一,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我国法治体系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当下境遇

新民诉法实施以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业已成为全国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重心。然而,立法规定的原则性、司法解释的简单化及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差异,使得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引发了解决"执行乱"的"一元化"制度设计与解决"执行乱"、缓解"执行难"的"二元化"程序配置的分歧。执行率的定量分析结论表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缓解"执行难"的制度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程序结构无法缓解"执行难",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当确立"一元化"的制度设计。为此,在将制度目的定位于解决"执行乱"的基础上,以审慎原则、比例原则和协作原则为总体指引,进一步厘清执行监督的程序规则,明确执行监督的法律效力,才能推动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规范完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证明责任分配主要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裁判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我国已有关于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并不具直接扩大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被告双方都有各自证明责任的范围,因果关系推定体现了立法者保护弱者的价值追求,与之相关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需要澄清。《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填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法律文本缺失之不足,其中的多个法律条款有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但相较《征求意见稿》而言,其对个别条款的处理存在明显不当,是一种倒退,必须予以正视。     

各地

7月5日，张弘力任财政部副部长。 6月29日，人大常委会任命侯亚辉等为最高检检察员。 6月29日，杜万华任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