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研究概述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的苏东剧变,使得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更是争论不休。在国内民主观研究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国外马克思民主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虚假诉讼程序阻却论

虚假诉讼作为典型的民刑交叉法律问题,在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双重规制下,衍生出范围界定和法益保护的诸多冲突。实践中的民刑程序分立,造成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力度不足,难以对司法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形成有效维护。因此,要结合民事诉讼和刑事制裁,将民刑程序进行有效对接,针对"串通型"和"单方型"虚假诉讼的各自特征,从程序上对虚假诉讼进行阻却,完善相应的证明标准,形成立体的制裁体系。     

“收受礼金”入刑的功能分析——基于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

“收受礼金”入刑的争论,是2014年末刑法界的焦点议题.本文依据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的理论逻辑,以刑法手段最后性、克制性的思想理念,首先分析了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的现状与社会危害性,其次分析“收受礼金入刑”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最后,研究如何通过“收受礼金”入刑构建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规制的完整体系,论述“收受礼金”入刑能够处理好自身与“受贿罪”及党政纪律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反腐败体系,起到串联罪与非罪制度化构建的作用,重视预防腐败犯罪,走出低效的重刑反腐误区.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食品安全 有格为先

<正>当前,有害食品已经成为社会之痛。缘何事故屡屡发生?答日:缺格。格者,规则也。"善理疾者断其源"。健全源头规则,堵死可钻之空,守住安全"第一关",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当务之急。一是设立种养源头违法惩处规则。种养环节是食品安全风险最高的源头。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刑法》中,惩处种养环节使用有害物质行为的条款一直空白,为黑商提供了违法空隙。应尽快修订法律,设立相关惩处条款,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量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政策,构成了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基本框架。但从协商民主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可操作性和法律法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基于政策工具的角度和统计检验的方法,选取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四项协商民主政策为分析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协商民主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模块划分、单元编码、归纳统计、量化分析和交叉检验,可得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协商民主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明显分化,为完善协商民主政策体系,需加快协商民主相关法律的出台,强化协商民主自愿型政策工具,创新协商民主政策的实现渠道。     

《重民时代》

国家的运转不是简单的公式。社会开放，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服务型政府建设需着眼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序幕。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有益路径。近年来,无锡市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方面的典型实践,对于研究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问题,有着重要的"范本"意义。一、无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体系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