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海域:英国新知识产权法案正式生效

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联合王国的荣光已经逐渐走进了历史书里,但是传统和文化仍然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的资本,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英国人仍然有傲对世界的心态。做为一个老牌工业帝国和知识产权概念的发源地,英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和未来都保护得非常好。英国新知识产权法案于2014年5月被正式批准,并于2014年10月1日起生效并开始实施。英国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说:“数据显示英国企业每年在外观设计上的投资将近16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法案的变革将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经     

2014电子知识产权年度新闻盘点

2014国内新闻盘点1.我国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谱写知识产权改革新篇章/于凯旋2.3Q反垄断之战/徐美玲3.上海自贸区创新改革先行者/周春慧4.中青文库诉百度一审胜诉——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张艳红5.名人书信的“公”与“私”——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始末/于凯旋6.今日头条APP版权纠纷/张艳红7.IDC反垄断调查尘埃未定/周春慧8.王老吉战加多宝,剑拔弩张为“红颜”/张静9.字幕组离开,新时代到来?/张静10.当于正的《宫锁连城》撞上琼瑶的《梅花烙》/徐美玲2014国际新闻盘点1.苹果三星专利战局部休战/刘晓春2.美国最高院Alice判决/张艳红     

数据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路径研究——以L市为例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不仅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必由之路。以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智治"模式,将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各方面实现新的价值重塑,即从传统管理到数据治理的思想重塑、从传统"人治"到技术"智治"的手段重塑、从单一主导到主体多元的主体重塑以及从效率低下到效能提升的结果重塑。在具体实践中,L市社会矛盾纠纷"智治"存在着数据思维缺乏、信息孤岛、数据分析和应用不足、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要从重塑治理思维、开放数据共享、实施人才战略、完善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之完善 ——兼谈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制度的价值与构建

非洲地区的环境法律法规较为严格。"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活动增多,这使得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日益凸显。目前,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两种,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伴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中国企业需仔细分析不同非洲国家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论证国际商事调解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中的价值,并就构建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制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聚集“三大效应”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近年来,浙江省东阳市主动适应矛盾纠纷发展新常态,通过重组资源架构、壮大调解队伍、疏通矛盾堵点等方式,探索构建多部门协同办、多行业特色办、多机制融合办的矛盾纠纷多元调处新格局,取得较好成效。2020年,全市各乡镇调解组织共成功调处纠纷2746起,化解率达99.49%,各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853件.     

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探究

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技术性和长期性,加之经济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利益稀缺及冲突,因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建设工程类案件数量呈递增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法定审判机关,有必要在现行诉讼模式之外结合该类案件的特点探寻柔性司法解决纠纷机制,使之与刚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更为高效、便捷、公平公正地化解、解决此类纠纷,为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提供应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当前我国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对比较单一,尽管亦存在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运作可能,但诉讼仍旧是当前此类案件最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成本高、刚性强、周期长等仍是这一方式不可避免的缺陷。从刚性极强的诉讼活动的另一面出发,构建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既保持了司法独立和权威的特点,亦赋予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与自治性、能有效降低此类纠纷解决目前居高不下的司法成本并能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程度。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的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诉讼前和解引导机制、诉讼中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建立第三方ADR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     

琼瑶诉于正一审胜诉

《宫锁连城》到底有没有抄袭《梅花烙》?原告陈(笔名:琼瑶)诉被告余征(笔名:于正)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已经受到社会关注半年之久。2014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一审认定于正构成侵权,判令其侵权剧立即停止复制发行传播,于正需在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湖南经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500万。2014年5月28日,北京三中院受理了该案。12月5日,由宋鱼水法官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开庭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创新升级的路径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