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强化责任意识

西部开发,给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能否借开发的东风有所作为,这不仅关系全区人民群众能否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得到改善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挑战。开发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摆开了战场,但如何使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笔者认为：     

台湾光复初期的激荡与追求

2000年是台湾人民“2·28”起义53周年。“2·28”起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一直到“2·28”45周年纪念会时,国民党当局才承认“当时的政府犯了很大的错误”。“2·28”已有历史定论,是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爱国爱乡的正义行动。可是今天“台独分子”还在说什么“2·28”是台湾人要求台湾独立,又有人说“2·28”是“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冲突”、“起义的口号是扑杀支那人（中国人）”。本文拟正面阐述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思潮,以使大家了解“2·28”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台湾终于摆脱日本殖民统治…     

海纳百川的毛泽东

<正>毛泽东曾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于法于情他泾渭分明,对朋友很讲义气,胆量宽广。这一点,仅从他对一些著名民主人士非常尊重且广纳其建言的交往故事上,即可略见一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虽日理万机却仍会抽空邀约知名人士,携手搭肩漫步,共话治国理政诸多事宜,充分体现了他作为领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谋远虑和虚怀若谷,以及对朋友的真诚相待。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时,毛泽东极为重视、认真采纳并立为一项有效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尊孔与反孔——以改革曲阜林庙案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之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日渐突出,然围绕尊孔与反孔仍存在尖锐之对立,发生于1928—1930年的改革曲阜林庙案为其标志性事件,亦是尊孔与反孔的总对决与分水岭。关于该时期的尊孔反孔之争,先行研究之叙事对象多以祀孔的废止与恢复为主,而忽视了对本案深层次的探讨。本研究以台北"国史馆"原始档案为中心,参酌孔府档案以及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资料,着重探讨各方势力围绕曲阜林庙改革展开的博弈,为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以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提供一新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成果,认真总结这些理论探索对新时代我们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末代皇族如何寻求新生

1912年,清王朝终结。在此后动荡的历史中,末代皇族有人变卖家产、吸毒偷生、悲凉死去;有人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当了汉奸。那么,皇族中有没有自食其力的代表人物呢?仅举几例。末代皇叔载涛:宁练地摊不当汉奸载涛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溥仪的七叔。尽管宣统年间他和两位兄长共同执掌过清朝大权,可到了民国年间沦落到了极点。每天凌晨天不亮,载涛就要到北城德胜门外的"鬼市"(黎明前开市,天一亮就没了)摆摊,全家人勉强糊口。载涛没有其他活路了吗?当然     

最早以文字记载的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举行入党仪式时,新党员表达意愿和决心多是自行口述,没有统一规范的誓词。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叶家祠为6名新党员主持入党仪式时,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参加劳动”述论(1949-1966)

夺取政权后的政党如何克服执政环境下滋生的官僚主义,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努力和探索,而"干部参加劳动"常规化的举措即为探索的重要产物。本文选取1949年至1966年为时间段,对"干部参加劳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其历史特征和实施效果。本文认为:这一举措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受"左"倾思潮和政治形势影响,其在实践中亦存在诸多问题,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党化教育(1927—1934)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权后在思想领域实行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尤以民国国立大学内的党化教育最为典型。本文着重以民国华侨教育家郑洪年任校长期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考察点,探讨国民党在国立大学实施党化教育的主旨、具体措施及其影响,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