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选择

选择,即挑选和抉择。选择意味着择优,意味着淘汰,意味着鉴别和取舍。选择决定人生。人生的旅程,除开生死由不得自己,其余均可选择。学业,事业,婚姻,决定生命的价值。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果蔬市场上津津有味的讨价还价,决定生活的味道。政治风云人物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人生,也改变历史的进程。孙中山不忍列强入侵、国家衰败、民生凋敝,用毕生精力推行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留下不朽的历史烙印。袁世凯老谋深算,手握重兵,是晚清重臣,面对汹涌澎湃的辛亥革命浪潮,在清朝与民国之间选择民国,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专制,在救国与卖国之间选择卖国,在总统和皇帝之间选择皇帝,最终机关算尽,在众叛亲离之中闷闷不乐地死去。人生的轨迹由选择构成,正确的人生源于正确的选择。     

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在北魏刘辉"殴主伤胎"案的司法过程中,灵太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曾试图干涉本案的司法运作,提出从重处罚刘辉、容妃、慧猛及其兄长等五名当事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太后为提高本阶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灵太后为女性群体所作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其背后因素是复杂的:既在于法律儒家化所呼应的是北魏的政治制度特征与汉化需要,也与鲜卑女性传统的演变有所关联。另外,导致这出皇室婚姻悲剧的原因,除了妇女史学者所强调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倾向,与家庭史所关注的家庭成员角色塑造、夫妻二人的脾气秉性均有关联。这提醒我们,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案件时,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传统法制中的制度性盲点,也需要规避"女尊男卑"的潜在倾向。我们所追求的良法之治,不应当是绝对对抗的性别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怎样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范式,尚需摸索。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打造文化记忆 构建精神家园——两岸同胞共享莫干记忆文化之旅

“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这是周恩来总理对1937年他与蒋介石在莫干山举行会谈的总结。诚然如是,“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莫干山不仅保存下民国要人登临造访的岁月印迹,而且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峥嵘岁月,自然也成为日后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的一道历史文化桥梁。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职业困境的整体性治理——基于浙江省的调研

公共管理学需要一种“性别的想象力”,尤其要分析一种治理或政策对女性、儿童及家庭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有效化解育龄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是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下人口结构优化战略面临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议题。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笔者从雇主和育龄女性两个层面考察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对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基于整体性治理思路,从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生育成本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的重构、托育服务体系以及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西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异同——以女性受压迫状况为视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对女性所受遭遇表达了深切同情,揭示出女性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一直经受着多重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支配,文化上遭歧视。对女性受压迫的一致揭示反映出这种现象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可以据此探索女性解放的客观规律和可能路径。同时,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不同,二者又存在显著区别,其观点的差异反映出女性受压迫的具体性、不平衡性与复杂性。经过100年来的呼吁和斗争,中国女性的受压迫状况虽然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但是女性的发展仍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来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启示,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推动女性的进一步解放。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五 王宠惠: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爱国风骨

他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之时。他与列强周旋,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力争中国四强地位,他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他是国际著名法官、外交家,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他凭借深厚法学功底和深深爱国之情,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从“亲眷申冤”到“刑及妻孥”:论唐代刑事诉讼中的女性

在唐代刑事诉讼中,女性时常履行代诉、申诉、举证等诉讼职责,并可能因宗族亲缘关系而承担刑事连带责任。女性为昭雪宗亲冤屈,时常伏阙直诉,且多与缠诉或自刑等非常行为伴生始终。女性群体基于礼教高于法律之基本认识,以孝义亲伦名义裹胁、绑架律典的现象得以长期存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孥罪人出家女眷的现象,罪犯妻女即使隐遁修持,亦难逃没官厄运。与收孥之法相比,配流、安置是唐代处置罪人女眷的补充方式。将"安置"罪人女眷作为"没官"减等的现象,在平定藩镇活动中多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