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华的交织：蒋渭水反殖民斗争之思想与实践——兼驳“台独史观”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台湾本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经历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人生历史阶段,其反殖民斗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政治上定位于中间偏左派。在为争取台湾人政治权益而斗争的同时,蒋渭水身上还体现出广大台湾民众所具备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抵制殖民同化政策的坚韧民族性格,历史的事实足以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是多么的荒谬。     

试论国家软实力中的民族意识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民族共同体具有的现代政治色彩 ,而观念意识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和平崛起中需要软实力的聚集 ,这不仅涉及实践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动 ,还需要新的适应当今时代潮流的民族意识的启发和调集。新的民族意识必然更具有开发性、进取性。     

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及其层次性发展

民族意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感情、民族认同感相比，更为理性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系统和多层次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抽象和具体之分。民族意识因民族关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主流是自强自尊求发展。     

“打工人”何以“圆梦”：论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的困境及出路

“打工人”这一网络流行语生动地反映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其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的创意性表达,广受青年追捧。各式“打工宣言”虽只是一场集体的话语狂欢,但描摹青年的生存困境,并以镜像的方式映射了其时代困惑。青年们一方面以自嘲的方式接纳自身,另一方面身陷资本逻辑、沉迷物质消费而无力抗争,呈现出“虚假的积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及青年工作,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圆梦人”的新论断。“圆梦人”与当代“打工人”形成理论呼应,为解决当代青年问题提供理论指引。“圆梦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时代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问题的集中阐明。“圆梦人”不仅是一个具备理想性的逻辑建构主体,还是实践中集政治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现实存在,具备巨大的创造性力量,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有必要用“圆梦人”引领“打工人”,通过国家、社会和学校协同发力,培育青年群体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担当,形塑具备健全理性人格的无产阶级新一代。     

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发展方向的思考

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纪念波兰起义17周年国际大会演说时说: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①民族团结的实质,是各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进行奋斗的过程和状态,相对平衡的利益关系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如果不能有效调节不同民族发展不同步、受益不平衡的限度,民族关系就可能出现裂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关系中最重     

“红五月斗争”与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中共吉林地方组织建立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吉林人民经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日护路斗争,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民族意识,从1930年开始,再次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     

从奥巴马的成功看美国黑人文化之崛起

北京时间2008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束,民主党人巴拉克.胡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成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成功,说明美国社会在政治平等与种族和谐方面发生了诸多积极的     

把握当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中。在历史的诸多重要关口．在社会进步的漫漫征程上．我们都能看到爱国主义进发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爱国主义放射出了更加绚丽的光彩。近年来．在2008年发生的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反对藏独分裂活动、抗震救灾、举办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海内外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热情的空前激扬和充分展现．感动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     

论日本文化中的民族性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由于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独特的文明形态。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风土等诸多因素。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性运行轨迹溯源追寻,就会发现日本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近代转换期韩国汉文学家的中国体验研究——以“满洲”地区①为中心

本文针对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早期,韩国汉文学作家流亡中国满洲时的体验及其如何将体验从文学角度加以形象化,并就其意义进行探讨。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综合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这是因为研究者们认为这一时期是韩国汉文学的结束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其在满洲的生活感受,其间对本民族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将当时满洲的生活状况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特别是对于儒教复古与革新的描述,使我们可以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风向及作家们的顾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