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解释原则

合同解释原则具有行为准则及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对司法实践中法官(仲裁员)解释合同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应进行有效规制和引导。我国对合同的理解与大陆法系是基本一致的,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强调外部表示。     

中国共产党人民观探索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百年探索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以人民解放为主题的人民观时期,以人民当家做主为主题的人民观时期,以人民温饱为主题的人民观时期,以人民发展为主题的人民观时期。在百年人民观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经验,体现为坚守人民根本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遵循人民满意标准,确保人民利益至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观,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自觉践行初心使命;着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世界各国携手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高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干部工作的重大创新,是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有效运用。当前,公开选拔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认真研究,亟待加以改进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新形势下共青团宣传工作的几点思考

不断开拓工作的新领域、创造新业绩是当代共青团组织的使命。因此要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共青团宣传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把握好、开展好新形势下的共青团宣传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先后思维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怎样领导这样的建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具体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国少年观护制度体系构建探讨——以日本为借鉴

将面临进入司法程序或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犯罪人从司法程序中分离出来,并为其提供保护处分和教育帮教的机会,是为实现流动未成年人平等保护创造条件,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实现罪错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有效途径。正因如此,少年观护制度在现代少年司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日本少年司法和观护制度已有百余年历史,在观护理念、程序、主体等方面都具有先进性,在充分借鉴其立法规定、相关原则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未来构建和完善罪错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时,应当首先确立观护原则,对该制度的要素进行清晰地界定,对与观护制度相关的核心权力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的根本要求,不仅不会侵犯审判权而且有利于审判权更加合理地行使,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创造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精准量刑建议包括确定量刑建议和"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同类型,遵循比例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并根据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程序简化力度之间成正比、与案件重大程度成反比的关系,构建出"分类精准"模式,分为速裁程序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等五种类型。检察机关分类测算精准量刑建议时,在量刑基准上应坚持责任优先主义,根据行为的不法与罪责确定责任刑,并采取"点的理论"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把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予以考量。通过建立与"分类精准"相适应的量刑指南、量刑协商、量刑建议说理、量刑调整等机制,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准。     

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关于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有效治理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需要,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类型单一、处罚不协调、罪刑阶梯简单等问题,急需改进。在改进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立法时,应当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益保护优先原则、预防为主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法立法需要专门化,不但应当将主体调整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将滥用职权纳入行为类型,同时应当从犯罪客观方面和罪过形式两个层次设置三级罪刑阶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之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之维的基本框架,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缘起、实践基础、思想底蕴、结构特征以及记忆价值。     

国际环境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议题——挑战与应对

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际环境法的热点问题,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其在国际法上的涵义和地位,即"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公约后的履约谈判伴随着重重困境,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受到理应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抨击和阻挠。在国际环境法视角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人均排放权"主张不仅需要继续加强,而且公平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也应该持续并深入的应用到气候变化谈判中,以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