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容

要敞开国门,就迫切要求主动包容。社会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要求动态的包容。包容是阵容,是力量。包容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包容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目的是和谐、发展。包容量大面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都要包容。而要包容就要坚持平等对接、统筹兼顾、优势互补、平衡制约的原则,就需要营造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要求执政党实行包容性政治。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社会为本。     

重建信任要从不信任开始

在这个"典范转移"的时代,人们已需要在对权威拒绝依赖上做出更多努力,改变恐惧下的盲从,使它成为合理的服从。前两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授汤普逊(Dennis F﹒Thompson)出了一本论文集《恢复责任感》,其中有一篇论文《恢复不信任的价值》。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近代美国,从政府、教会到公司,由于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体制和强大的命令纪律系统,因此官官相护、文过饰非、集体为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他主张体制应鼓励保障"吹哨子示警的人"(whistle-blower),意思是对团体做坏事时的检举人,应该做有效的公平     

夏庆家:敢“挑刺”善代言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敢于说真话,敢于‘挑刺’,不怕得罪人,这才能对得起人大代表头顶的光环"。——肥东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夏庆家乡镇人大主席岗位经常被人认为是"一线的位子,二线的干部",但2011年2月,肥东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夏庆家担任撮镇镇人大主席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镇人大主席的职责,在工作期间,他也一直把自己的     

推进首都人力社保工作实现新发展

人力社保部门作为重要的民生部门,肩负着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责任。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紧紧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大力弘扬北京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服务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新作为,为推进首都科学发展和世界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和坚实的民生保障基础。     

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根据新探

我国刑法未将教唆自杀单独定罪,但实践中一般将其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是杀人罪处理,因此寻找其可罚性根据实乃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本文的任务并非在应然层面上探讨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旨在实然层面上为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寻求理论上的根据.在对传统观点评述的基础上,提出采单一正犯、纯粹的惹起说等新思路.     

为什么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曾有过3支“红四军”?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早创建的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于1928年5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支"红四军",也是第一支     

济南宏济堂的创设及经营

宏济堂，坎坎坷坷地走过了百余年，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齐名，并称为“中国三大名堂”。 乐镜宇创办宏济堂 宏济堂的创办人乐镜宇系北京同仁堂的少东。乐家的祖先原籍浙江宁波府慈水镇人．几代都是以行医卖药为主。到明代永乐年间，才由宁波迁居古城北京。清初，乐家第四代乐尊育在清朝皇宫的太医院任太医院医士之职，执掌出纳文书，他利...     

首都城市管理的“五化”经验

在圆满完成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建国60周年大庆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环境和设施运行保障任务后,北京的城市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首都,北京城市管理的定位必须要高,要展现中国的城市形象,要满足新形势下做好"四个服务"的要求,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方向,这对拥有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首都城市管理的新要求,满足群众对首都城     

西方媒体真的不讲政治吗?

时下,有不少人对西方媒体持有一种"美好幻觉",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或政治立场,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能做到价值中立,其提供的新闻是真实和客观的,甚至有人因这一"美好幻觉"而贬低我国的媒体。这种建立在偏见上的媒体优劣论,在当下捕获了一些"信众"。对于这种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观点,我们要仔细辨别、正本清源。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技术变革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图像中,国家治理视野与话语相对缺失,需要及时找回与补足;虽然人工智能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影响还未明显展现出来,但是可以预判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将影响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完整性、准确性、新鲜性和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国家治理央地、部门、政社之间的协同性;而受发展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选择的约束,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