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

儒学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它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任何外来思想都不可代替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回避其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儒学的主体思想毕竟已经不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因此,儒学又必须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因此,儒学现代化就是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儒学也必须马克思主义化才能获得它的存在空间。     

“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后黎至阮初越南封建统治者建构越南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的主要措施

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就从中原传到交趾地区。自此到公元968年越南独立后的丁朝和前黎朝,直至前黎朝被李朝取代的公元1009年,为时一千多年,是儒学南传的第一阶     

儒家的治学方法与英语教学

儒家先贤们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很多方法与现 代语言学有相通之处。今天的英语教学实践可以继承和发展儒家治学方法的科学之处。     

滕州汉画像石“庖厨图”研究

山东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艺术风格独特，具有典型意义。这些汉画像石“庖厨图”是汉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缩影：一方面，它反映出汉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封建孝道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现在研究汉画“庖厨图”，既可以深入地了解汉代饮食文化等风俗民情，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汉代社会的全貌。     

论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法制中则较早见于汉代。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古代处于主流的统治思想,以民为本、爱民存民是其核心内容。在《汉书·刑法志》中,重民思想崭露头角。汉律通过年龄限制减少了刑杀,而且其减罚慎刑,导民相爱,突破了前朝法例,重民思想展露无余。其实通过社会根源我们会发现重民思想重视于汉代自尤其历史必然性。虽然尚有局限,但不可否认其深远之影响。     

曲阜基督教堂风波

曲阜建造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基督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