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

正【引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2016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原文节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原文释义】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开看作两样事情。     

去政治化: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是非政治化的,其服务目标不应是单一的政治,而应是整个社会。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又造成了传统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长期的、单一的政治化形态。在当代,儒学必须坚持去政治化的发展方向,不断巩固其自身的发展,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思想资源CSSCI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90多年奋斗史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环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理想社会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都有诸多契合之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0年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热点述评

本文分别从五四与中国现代化、五四精神的再阐释、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五四启蒙问题、五四区域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五四运动与儒学七个方面介绍了2000年以来国内研究五四运动的主要成果.特别是对一些新成果、新观点做了较详尽的介绍.     

天下意识与汉代的德治精神

两汉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是践行德治精神的结果。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君臣在将天下理解为产业的同时,又确立了与天下人同利的伦理原则,并将顺应天下民心视作解决统治危机的方案。经由文帝的治理实践,汉代的德治精神得以建立。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是朴素的社会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所缘饰的"天下"之义重释了制度,强调制度设计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东汉朝野达成有关"天下"之义的共识,转向道义笃行。由此,天下意识从自发的集体意识发展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传统中国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种天下意识为观念基础的。     

战后美国的儒学与民主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海外儒学的研究中心。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儒学与民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大致分为研究起步、提出新研究模式和开展多层面研究三个阶段。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儒学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比较阐释。研究范式的更迭和演进是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批判性的解读和创造性的“误读”是贯穿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研究的两条主线。     

从汉画像石看汉代精神

不朽的凿凿图像所存储的社会文化信息却历久而弥新,并不断激发后人的想象力,开启文明发展的新思路。原本作为墓葬装饰的汉画像石,现在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而由于艺术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探寻艺术作品与时代精神以及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遂成为当代许多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此文以南阳汉画像石为依据,分类讨论了汉代人的精神风貌。第一点是富于冒险精神敢于自荐的远大志向。第二点是对国君无限的忠诚并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第三点是生机勃勃,能歌善舞。第四点是有升仙的欲望。     

五四前后郭沫若对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清算,一大批激进学者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纷纷加入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当中。然而,在对孔子儒学的一片讨伐声中,曾开五四时期创造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却逆势而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强烈认同。郭沫若的这种文化认同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思辨的层面,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行为,成为他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还成为郭沫若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较早提出者,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语·学而》篇中的儒学道德认知思想诠释

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命题之后，如何诠释道德的实在性及道德认识路径成为认知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任务。《论语》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开篇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仅蕴含了对道德实在论的确认，同时也通过“学”与“乐”的关系阐述，使情感体验成为道德认知的有效通道。另一方面，通过“君子不愠”避免使儒学陷入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泥潭。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