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既要做到搬迁群众"搬得出",更要保证其"稳得住""能致富".易地扶贫搬迁主体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要重视搬迁社区治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是搬迁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明确"防范什么""谁来防范""怎样化解"三大重点任务,同时要从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精准识别...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倾力农房改善 撬动建湖乡村振兴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建湖县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来抓,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倾力做好农民集中居住"后半篇文章",全面激发农村发展"一池春水"。     

打通社区治理“末端微循环”

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百米"尚未完全畅通,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社区内所应承担的职责仍需进一步厘清。建议将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一步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全面打通社区治理的"末端微循环"。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和"接诉即办"等工作的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中国家庭、社区健康社会工作战略地位与健康中国、福利中国制度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与全球社会治理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家庭社区防控成为抗疫基础、关键、核心和主战场,进而引发了家庭、社区健康社会工作议题。继欧美“社区发展、社会计划、社会行动和社区照顾”实务模式后,中国首创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健康社会工作实务”范式。但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社区健康服务体系仍较薄弱,家庭、社区健康社会服务仍显不足。为推进健康中国制度建设,建议政府聚焦家庭与社区健康社工实务体系中的预防性与发展性服务等12类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变为“个体执业家庭医生”;将家庭与社区作为健康中国制度建设战略重点;普及健康促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制定基层卫生机构“提质扩容”计划;完善家庭、社区“医学化”服务体系建设;创建“中国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学会”,为健康中国、福利中国和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奠定健康公民、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社会等现代健康社会制度基础。     

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塑造了城市社区体制,其理想目标是完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建设。但实践中长期存在“强服务弱治理”问题,造成其理想目标均未充分实现：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实现社会覆盖,但尚未实现社会嵌入,呈现“半悬浮化”特征;社会共同体建设浮于建制社区层面,自然社区则陷入“社会失灵”。新时代的社区建设,应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抓手和目标,将重心转移到社区治理上来,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合作和自治的实质性突破,提升居民社区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