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纠“四风”改作风正作风

正目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逐渐进入尾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深刻领会、贯彻落实     

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会议指出,一是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支持银行通过社区、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三是支持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     

岷县中寨镇“空中课堂”打造党员服务新平台

岷县中寨镇依托移动飞信载体，设立了创先争优活动“空中课堂”。针对党员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模式单一、培训成本高等难题，该镇将创先争优活动进展情况、党建工作业务术语、工作安排以及与农村党员密切相关的科技知识、致富信息、就业信息等内容，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分析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式,在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其引发的社会成本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腐败问题的治理难度加大、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工伤认定的程序理性——以相对人之参与权视角

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详解劳务承揽实操运营模式

劳务承揽的类别从价值链角度来看,企业具体业务分属于不同部门,各部门职能也会有所不同,大体可分为直接职能和辅助职能。其中,直接职能包括研发与设计、加工与制造、市场和营销、物流与配送、售后与维护;辅助职能包括：财务与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后勤服务、信息技术与系统平台。出于对劳动力成本、市场拓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企业选择将不同部门的非核心职能业务转移出去,委托给承揽单位完成。     

论“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上“维稳”与“维权”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关系.本来,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同一性,替群众“维权”就是最好的“维稳”,这是当前“维稳”与“维权”辩证机理的核心和实质；但由于形而上学稳定观作怪,当前对立性表现很突出,往往从“维稳”出发却造成许多乱象,陷入高成本“维稳”困局.化解这对矛盾,要客观承认“维稳”与“维权”二者的辩证关系,从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转变；疏通体制内维权渠道,降低体制内维权成本,减少体制外维权事件发生,走出高成本维稳怪圈；促使矛盾良性转化,防止恶性转化,使二者辩证协调起来.     

遏制“报销腐败”须下猛药

梳理各地纪委通报发现,2016年以来各地公开通报的违规报销问题不胜枚举。调查发现,“报销腐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腐败现象。有的领导干部报销内容无所不包,生活几乎“零成本”。有的落马干部甚至以餐饮、烟酒的名义,把行贿“黑金”入账报销。     

是共赢不是依赖——试析韩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新特征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韩建交加快了韩国对华投资和贸易的速度,之后的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时期,中国为稳定亚洲货币而展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大了其规模。在投资引导下,贸易中严重偏于以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主的结构特征,虽使韩连续保持巨额的对华贸易顺差,但也同时提高了和中国经济的联系程度。针对如何看待以对外投资刺激贸易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国不应只顾虑到外来投资会提升受资国竞争实力、加深依赖甚至产生“飞镖效应”,而应从本国贸易顺差、产业结构升级乃至合作利益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共赢原则的必然选择。     

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及其启示

清末中西实力失衡,列强在通商续约过程中提出版权保护要求。清政府在涉外版权谈判中面临取舍难题：对外而言,保护外国版权是收回治外法权的条件,但这会导致级差效应,加剧贸易逆差;对内而言,不保护外国版权短期内有助于讲求西学、文明开化,但可能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与文化的长远发展。反复博弈后,中外达成了涉外版权的有限保护条款,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适用,避免了我国在国际法领域进一步处于被动。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可以为我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