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试论“港独”的形成原因、基本特点及策略选择

虽然到目前为止,"港独"仍然徘徊在香港主流社会的边缘,没有得到多数香港市民的认同,但是如果"港独"得不到正视和遏制,将严重危害香港的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损害香港和平发展、伤害内地民众感情,危害中国国际形象。对此,必须分析"港独"形成的原因和特点,采取应对的策略。     

法治与共治:实现我国大学外部治理新机制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的时代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依法治校的核心内容.我国大学外部治理历经行政化管制、法制化管理和法治化治理等阶段的变革与变迁,日益突显出现代大学外部治理“法治与共治”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的纵横结合是大学外部治理有效执行的根本保障,二者的和谐共生才能满足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外部治理的要求.以形成规约大学外部治理权力、优化大学外部治理媒介、强化大学外部治理监督的新路径,实现大学外部治理新常态.     

织就“党群连心网” 画好“共治同心圆”——我省推进区域化党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情况综述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城乡社区。近年来,我省在社区治理工作中以习近平总书记“形成做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重要论述为指导,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区域和群众中的凝聚引领作用,积极推进“组织联建、党员联管、活动联搞、资源联用、服务联做”的区域化党建格局,初步形成了“同心凝聚、辐射发散、同轨运转、同脉相连”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和社区“共治同心圆”。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区生态民生问题的认知与建议

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建设师,是用大集团生态建设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新疆农牧区民生改善问题的新方略,是一种体制机制和思维方式的创新,是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创建兵团生态建设师,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新疆农牧区民生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对促进新疆生态建设与改善民生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意义,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与绿色岗位就业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民生效益和经济效益。     

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面临着财政支持有限、市场与政府边界不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供给不均衡等问题。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包括行政模式、半行政模式、特许经营模式、志愿者模式等多元供给模式。根据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理念和公共性、法律性、外部性等特征,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基本范围。针对不同的公共法律服务项目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在“治未病”、体系化理念指导下,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的资源配置。     

吉林省参与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以多国合作为特征的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项目近几年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各成员国加强了务实开发的力度。中朝“路港区”工程、中俄“路港关”工程、中蒙“两山”工程等开始启动,并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但对于吉林省来讲,当前又遇到了对外通道未能真正顺利打开、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没有形成完整的互动机制、市场贸易主体也未得到真正确立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图们江区域国际经济合作。     

国家治理视域下宗教领域风险的防范及化解问题研究

立足现实国情,定量定性总结分析宗教领域的基本概况、发展趋势,剖析当前宗教领域阶段性存在的风险及问题。提出: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定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提升宗教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T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分散、单向度的治理模式日益遭遇挑战和冲击。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探索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增强超大城市基层韧性,维护基层社会安全和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广州市T区立足其独特的区位特点,以固本强基为抓手、以协商共治为依托、以深耕技术为指引、以优化服务为导向,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