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以权违法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重视法治建设的皇帝。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一上台，就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主持修订和完善唐高祖李渊时期制定的《武德律》，历时十年，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了《贞观律》（12卷，500条）。《贞观律》的颁行，对“贞观盛世”治国安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在法史学危机的背景下,当代(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在资料性、传承性与方法论上对中国学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用余英时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等代表的学人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虽然受到外在机缘的一些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仍恪守了学术本位的"虚学"立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从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视角看，清代州县对诉讼的审断是司法行为。然而在中国，当时州县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故其审断行为应看作政务而非司法。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州县的铨选本不侧重法律知识，所针对的社会诉求也更多是伸冤而非维权，故其审断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完成整个审断程序及严格适用律例，而是自主灵活地掌握程序与规则，综合运用情、理、律，以最便捷有效，也最能为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构建法律体系 重塑中华法系——张晋藩先生的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

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学术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中国法制史的奠基之作——读张晋藩先生早期的两部著作

张晋藩先生早期的两部著作是指1963年出版的《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1981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1卷(以下简称《讲义》和"第1卷")。先说《讲义》。该书是1949年以后有关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第一部正式教科书,它不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学用书,也是其他法律院系使用的教材。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末,它在中国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法制史研究对象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法制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指出法制史的本质就是立法群体或个人意志的实现的历史,法制史研究的对象,实质上就是法律治理国家的历史。法律治理国家的含义是:制定法律、设立一定机制,通过执法、司法、法律宣传教育、公民的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实践活动,实现立法者立法之目的的活动。法制史的研究应该以法律实践活动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法史研究概况(1981年—1991年)(续)

<正> 三、明清1981年岛田正郎著有《论清律的成立》(《法律论丛》五四一二二三)。从黄册清本一直追溯到各种谕旨奏折,揭示清楚清律是如何成立的。滋贺秀三著《清代诉讼制度中对民事法源的概括性研究》(《东洋研究》4011)指明在州县的"自理词讼"中,裁决的根据是什么,即什么是民事法源。这是研究中国法史的人必读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村茂夫著有《论清代的老幼年者以及身体有残疾者的刑事责任》(《法政理论》(新泻大学)13—3),对由唐律规定和各方因袭而来清律上的恩典,被依据条例、判例而受到大幅度的限制的过程,以及中国     

把脉中国法史——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瞿同祖先生第二部著作,瞿老平生著述寥寥①,而部部经典。《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称得上是奠定瞿老在中国乃至海外汉学界地位的一部著作。②该书自1947年初版之后③,历经一甲子之时光,现在仍为研究中国法制史不可忽     

定位与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刍议

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困境体现在法律专业办学资格的硬性要求下法制史教学实践的边缘化、教材的僵化和教学体例的单一化、教学方法上的技术化倾向等方面。谋求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创新的姿态和思维对学科意义进行深入探讨，给予其理性定位，并从教学体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法制史的教学改革提出可行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