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职业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与保障

法官的职业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与保证。法官诚信正直的品格是司法公正的根基;法官强烈的公正意识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公正对法官职业道德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公正司法的法官队伍;加强思想品德教育,让法官首先成为正直诚信的人;加强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教育,让法官成为忠实法律、秉公断案的好法官;加强反腐倡廉工作,保证法官队伍的廉洁,从根本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与否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有着先决意义。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它不仅包括将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更强调行政制度、体制本身的合伦理性。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道德回报与激励机制,作为两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尤为迫切。     

论副职的角色定位

本文阐述了副职的角色特征、地位与作用,研究了副职与正职、其他副职及其下属的正确定位,指出了副职的角色误区并提出了实现副职角色回归的基本诀窍,对于副职准确到位和领导、管理工作的正确开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与民族精神重构

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强烈而深刻地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影响着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走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重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     

伦理维度：社会转型期公共权力异化的另类探析视角

公共权力效力大、分布范围广,几乎涉及社会各个角落;作用范围广,涉及到整个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再加上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数量多,水平参差不齐,这一系列因素增加了公共权力发生异化的可能性。因此,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来说,如何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便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即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的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我与清华大学的"网络评价"实验

这些年阴差阳错地与中学语文教育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自身也经历了从"思想者"到"实践者"的角色转换.我曾说过,"思想者"与"实践者"是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因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的: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做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舆论的压力,以促成改革,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     

关于“集检审两权于法官”的审理模式的思考

<正>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了“集检(检察权)审(审判权)两权于法官”的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审理模式,下文拟就这一审理模式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集检审两权于法官”的审理模式的提出及基本特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对上述条款,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125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应     

公共组织中的伦理困境及其价值回归

公共组织常常给公共行政人员造成种种伦理道德方面的困境 ,包括来自组织制度、组织文化、组织忠诚和组织责任等。如何实现公共组织伦理道德的价值回归成为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而个人自律和对组织的改造是两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探讨的是公共行政组织中的伦理价值问题。     

浅析法官自由裁量的获得与运用——对我国首例“第三者”继承遗产案判决的评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10月11日，一起备受关注的“第三者”因遗噌纠纷状告合法妻子案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以判决驳回原告即“第三者”张学英的诉讼请求而一审审结。法院的判决理由主要反映在纳溪法院副院长刘波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中：“《继承法》、《婚姻法》这些特别法的规定都不能离开《民法通刚》的指导思想。执法机关、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而应该在充分领会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运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