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我国原有夫妻财产制由于客观条件变化已不适应现实需要。通过对夫妻财产制新增的重要环节———夫妻约定财产制 ,以及我国现阶段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 ,得出结论 :新婚姻法增加的夫妻财产约定制较之旧法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基本上能适应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罪刑法定的再思考

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价值的不容置疑使其赢得了太多的美誉。但当我们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其在实践中的命运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罪刑法定并不是对适用法律的具体的、直接的指导，它的意义主要的是体现在观念的层面。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法律确定性的程度来满足罪刑法定的实践需要。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争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属于两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更应当回归于犯罪学之中,而在刑法学中用法益侵害和严重的法益侵害取而代之,并且它们只有被明确规定在刑法中才能叫刑法法益侵害。这样规定,不仅剔除了“社会危害性”这一宏观、模糊的、甚至易受主观价值取向改变的犯罪定义标准,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操作。     

法定公证立法与政府职能转换

现代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政务必须尽可能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机构间的权力要制衡,而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事后监督政府的成本太大,必须探寻事先监督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转换政府职能的客观需要,不能不使笔者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用公证书公证农村联产承包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喜人成效,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目前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公证法》。2004年7月1日,中国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2004年12月25日,我国《公证法》(草案)也在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二审…     

确保人大履行职责的切实之举

中共上海市委最近发出通知，批转《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上海人大工作，确保人大履行法定职责的切实之举，必将进一步推动上海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人大工作更好地体现新高度、作出新规范、探索新实践，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公司改名改不了法定义务

案情简介:某私营企业家创办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一个是技术开发公司,另一个是信息开发公司。员工刘某原在技术开发公司工作,二年后被技术开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尔后被信息开发公司招聘为技     

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探析

目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社会危害性理论备受指责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应将社会危害性逐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这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运用立体动态思维的方式正确分析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关系,不但要保留社会危害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将其明确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的条件,这样才是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批判性的发展。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收入差距扩大是资源占有不公的结果

熊文钊、张伟最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当前我国呈现出的国家政策部门化倾向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所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减轻处罚在我国的具体应用研究

文章首先对传统意义的减轻处罚进行剖析,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对减轻处罚的新的见解,即减轻处罚是以法定最低刑为标准,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可能的问题,同时也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种思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