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与身份

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中的热点,在日本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日本刑法第65条的规定为主线,结合日本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若干规定,对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日本国内刑法理论上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其中不乏可供思考、借鉴之点。     

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探析

目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社会危害性理论备受指责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应将社会危害性逐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这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运用立体动态思维的方式正确分析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关系,不但要保留社会危害性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将其明确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的条件,这样才是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批判性的发展。     

转型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学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青少年违法犯罪关乎青少年本人的成长、影响家庭的和睦与冗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预防、扼制青少年违法犯罪。本文在确定转型社会青少年违法犯罪分析的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对江苏省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为进一步推进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政策措施提供更有方向性的参考意见。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优先权在房地产执行过程中的法律保障

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法律中得到了继承和完善。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优先权制度体系，但在《担保法》、《海商法》等民商事法律中。早已有了优先权方面的具体规定，如抵押权、船舶优先权等。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理论界对优先权所下的定义是：“特定的债权人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动产或不动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清偿的权利。”优先权的本质就是优先受偿权，其性质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作用在于破除“债权平等原则”，从法律上认定某些需要特别保护的债权以优先受偿的权利。房地产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优先权包括抵押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广义的房地产包括房产和地产，本文所论及的房地产仅指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士地使用权。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纠纷案件逐年增加．房地产作为被执行财产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房地产执行过程中经常涉及到抵押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执行人员只有熟练掌握我国法律对优先权的规定。执行工作中才能做到公正执法。依法保护优先权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律角度浅谈电子期刊的著作权

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电子期刊著作权进行了认定和分析,并对其著作权的归属及与印刷型期刊的关系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提出了使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解决电子期刊的著作权问题。     

关键是要搭建合适的舞台

随着城市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沉淀到社区，给社区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作为党的各项事业骨干力量的共产党员，能否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社区自管党员在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广大群众有目共睹。但是，关于在职党员是否也应该在社区内亮明其政治身份、融入社区建设之中至今上级党组织还没有明确的说法，致使一些党性观念不强的在职党员以种种理由逃避在社区内亮明身份或参加社区活动。作为一名社区党务工作者，我觉得这些在职党员的想法和做法的确有欠妥当，     

收入差距扩大是资源占有不公的结果

熊文钊、张伟最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当前我国呈现出的国家政策部门化倾向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所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离退休人员受贿行为的认定

离退休人员收受贿赂问题分为三种情况来分析：一是职后斡旋型的受财行为，二是职后酬谢型的受财行为，三是职后兑现型的受财行为。对于一、三两种情况，应按照受贿罪处理；对于第二种情况，因为没有或无法证明收受财物的合意，则推定行为人不具有犯罪故意，同时，由于接受财物时，行为人已经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不能构成受贿罪。     

减轻处罚在我国的具体应用研究

文章首先对传统意义的减轻处罚进行剖析,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对减轻处罚的新的见解,即减轻处罚是以法定最低刑为标准,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可能的问题,同时也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种思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