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武宜与日本当代法律文化研究

<正> 一在日本,对法律文化的内涵有多种理解,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将法律文化的核心归之于法律意识。这种以法律意识为核心的法律文化研究,勃兴于60年代。1967年出版了川岛武宜的《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岩波书店),1968年和1970年,出版了小林直树的《日本人的宪法意识》(东京大学出版社)和上野裕久的《国民的宪法意识》(劲草书房),1971年,发表了千叶正士的《法律意识的比较研究》(载《法律时报》)。进入80年代后,又先后推出了村上淳一的"读[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岩波书店1983年)、大木     

刑·法·律——先秦法观念探微

<正>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能量。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颇有意义。本文拟通过"刑"、"法"、"律"字演变的阐述,来考察先秦人的法律观念及特征。一、"刑"字的产生、演变——"刑"的观念文字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最主要形式,不能脱离人的思维。因此,特定文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能够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文字的产生遵循着事物、概念、语言、文字四者相递产生的规律、事物在先,然后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     

苏联的法律文化观点

<正> "法律文化"的概念在苏联已经讨论了大约二十五年。由于苏联法律研究学会以政治学的研究为中心,又由于"法律文化"概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前进性的观点,因此,与西方相比,这一概念在苏联更多地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尽管苏联学者讨论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总是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但苏联的法律文化观点依然与西方的观点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苏联学者中最早讨论法律文化的是E.A.罗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79—1986》的反思

<正> 在1987年8月24日的《北京周报》上,我第一次谈到的有关中国立法文选的一个短评。几个月后,在中国首都,我起初拟买两卷中国法律汇编。遗憾的是,在我所光顾的书店里,所有能买到的只有英译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若干有关国家外资经济之立法的译本。据悉,我所要买的那两个版本,很快便销售一空。只是到了后来,通过一位在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工作的好心年青人,我才终于搞到那套书。这个两卷本的法律汇编共有约800页,外国人对之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它提供了120多个当今中国有效的法规英译名。这个版本是"法制委员会     

律师应注意专门化

<正> 日本的律师不象美国律师那样专门化。美国的大法律事务所,都进行极端地专业分工。据我所知,在美国一个大法律事务所的海事部,分为三个课即:契约课、保险课、冲突课。冲突课的一些律师,从当律师以来,20年间只处理船舶冲突案件。我惊奇地问道:"这样分工,单调吗?有趣吗?"他们答复是:"如果不专门化,就不能和其它律师     

批判法学派的兴起——两种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导致哈佛法学院的严峻时刻

<正> 沿着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走廊,教授们见了面仍互相称为"同事"。但整个气氛和有些事看起来则不够同事。一个学术上的争论已经发展成互相的积怨。争论的中心便是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一边是批判法学派及其追随者,他们认为美国法律制度和其所谓公平的法律只是社会非正义的     

伊斯兰国家的教法改革

<正> 一伊斯兰教法的专称"沙里亚",原指"通往水源之路",泛指"行为"、"道路",进入法律成文期以后又称"沙里亚法典"。教法以教义学为基础,基调是伦理性质的,它以"安拉"的名义,规定了一个穆斯林在宗教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应当遵守的一整套义务,因     

基于Post-ELSI的人工智能政策国际比较与经验镜鉴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和欧盟均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形塑人工智能技术,Post-ELSI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评估提供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因素更全面和细致分析的新思路。本文基于Post-ELSI理论框架,运用NVivo12 plus质性资料的数据分析工具对2016-2020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盟等发布的29份人工智能政策,从伦理(安全、隐私、责任等)、法律(确权、监管、算法等)、社会(公正、平等、治理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研究发现,在Post-ELSI框架下,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很大同质性,均将“技术精英”与“技术难民”、“人机协作”与“机器换人”、“对症下药”与“被人工智能评估的人”视为关切利益,但在伦理危机、负责任监管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性。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可以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20)》《中国法律年鉴》(2021卷)

《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法学会组织撰写并向国内外公开发布,全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貌的国家级权威报告。从2009年开始,中国法学会已连续13年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20)》全面、准确地记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进展,及时反映最新的立法动态、司法进程、最前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法学教育发展等法治建设情况,系统回顾和总结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