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美国法上,法律家长主义是指法律为了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而限制其自治。在理论上,对法律家长主义争论主要是从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价值论两个维度进行的,对家长主义式的规定有无效率、法律是否应保持价值中立和自治这一价值在法律中的地位进行探讨。在实践中,法律家长主义在美国合同法、行政法和宪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表达自由、平等权等进行限制,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中的某些行为予以规制。     

“低薪门”事件击中法律软肋

今年4月11日《新快报》报道,上海、广东劳动保障部门先后就麦当劳、肯德基涉嫌违规用工事件做出表态,认为“洋快餐”以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使用兼职在校学生,没有违反劳动法。对此,劳动法权威专家黎建飞认为,我国对兼职工的法律保护存在空白,导致兼职在校生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我国劳动争议的法律处理及立法完善

随着新世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争议的冲突呈现出了多样化、群体化等许多新的内容与特点,劳动法律滞后的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劳动争议的妥善解决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     

追求善与实现公正——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最大的区别是具有实效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的每一个设计和运用,都应是实现和维护公正, 其逻辑结构也非常清晰和明确。通过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以及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的特征,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追求善与实现公正的辩证关系,建立起法治的信念,从而守住我们中华民族美好的道德理想和不懈的道德追求。     

社会主义民族:天高地阔养族性——中央“12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之三

本文从族性演化的视角解读中央“十二条”中的第三条。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社会的族性因素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再生并实现总体张扬。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为族性张扬积累了优势资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长期存在,正是民族社会族性因素持续演进的客观反映。而对社会主义民族族性再生现象的真切理解,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法律适用之检讨

在同一债权上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责任平等,债权人有选择权。基于此“责任平等”学说,检讨现行《担保法》第28条及其解释第38条规定之不尽合理之处,从二者并存时的责任优先问题、相互求偿问题和责任承担问题等三个关键环节上分析,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法律适用规则,以期担保法调整此类关系时会更为衡平正义。     

军事决策过程中的法律运用

军事决策在军事系统内是基础性的军事行为,在军事决策过程中运用法律,可以使军事决策行为符合军队法治的要求,保证军事决策科学正确。军事决策过程中的法律运用分为五个阶段:军事决策目标的法律分析、军事决策制定的法律论证、军事决策选择的法律审核、军事决策执行的法律保障、军事决策责任的法律追究。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略论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非权力影响力

非权力影响力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以非权力因素的个人特征对学生产生影响的能力。非权利影响力的构成因素包括:高尚的品德、杰出的管理才能、系统的知识结构和极强的亲和力。加强道德修养,增强党性观念,努力钻研业务,注重教育实效,注重感情投入,增强亲和力是提高非权利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