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理性与自由的失落——立足于法权理性的文化评价

法权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也有其特定的精神在体者和价值承担者。当法权理性作为法权文化特殊的审美对象和固有的价值内容时,能否认识法权理性的承担者内在的价值倾向和审美冲突,是我们判断法权制度的设定合理与否的标志。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展开了对法权文化的价值评析。     

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

本文详述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介绍了建国以后中国法制史学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有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古代法律体系等问题土的见解。同时强调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注意历史土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提供历史借鉴；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等等。     

"权"字向中文法学基础性范畴的跨越

起源于先秦的"权"字在17-18世纪之交和19世纪初同西文法学相关名词接触,形成含义对应和互译关系,是它走向近现代中文法学的主要标志.在19世纪中叶前,权力和权利的初始内容进入"权"字的指称范围,但它们从"权"字中诞出成为法学概念是1860年之后的事情,这得益于中日两国学者不约而同的努力."权"在20-21世纪之交已成为可同时表述权力、权利、剩余权,以及它们体现的全部利益和相应财产内容的基础性法学概念."权"字的发展衍射史是近现代中文法学萌芽、成长和基本形成的历史的缩影.循此历史进程辨识、甄别、查明权利、权力等现有法学基础性概念和其他基本概念的"真身""出生"的时间、地点和"身世",是中国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外延和实质已明确并得到充分论述的"权"概念,有着深厚的中华法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表意功能,是现代中文法学相对于西文法学的独特资源优势,应善用之.     

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模式探讨

三位一体的和谐政治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理性的规范意识、普遍的人类意识、深度的宽容意识、开放的竞争意识的现代公民的法权意识是基础性要素,体现为理念上的人本政府、体制上的权限政府、机制上的法治政府、行动上的绩效政府、后果上的责任政府的责权统一的服务型政府是主导性力量,以社会稳定为前提、以多元协作为基础、,以充分的创造力发挥为动力、以畅通的利益表达为保证、以成果共享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充满包容性的社会氛围是背景性支撑:三者有机协调相互配合从总体上展现为的崇尚和谐的善治。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主体、客体、内容、行使、救济与责任等方面都与物权存在本质差异，其并非处理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以确立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为内容的民法物权，而是划分国家与个人界限，为“全民”意义上的抽象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间接干预”资源利用提供合法依据的宪法公权。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权并非同一层面的事物，二者并不排斥，而是互补并存。国家所有权只是形成资源利用秩序的前提，资源物权才是建立秩序的关键，其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无法从宪法权性质的国家所有权中推出。没有清楚区分公权与私权、公物与私产是导致国有资源与民众产生“疏离”、偏离公益本质的根源，这一状况应当改变。     

论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中的永久和平思想

通过法权安排实现永久和平是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的核心主题。普芬道夫认为,保存和培养社会性是自然法的根本戒律,服从自然法可以实现社会和平。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是潜在的,永久和平的实现还有赖于政治共同体以及共同体内和共同体之间恰当的法权安排。通过永久和平法权安排的体系化,普芬道夫为现代国家擘划了最基本的法权关系。这些原创性理论成就奠定了他在古典自然法理论谱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地位,也使他成为了永久和平论的鼻祖。     

确立真正的人文精神

法权人格、独立个性和社会公正的缺失，使蕴含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宗派主义思想倾向乘隙而入，导致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派化。通过前面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展示了人文精神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命运。如果说，现、当代中国人力图把古代中国人文精神加以美化，     

德治与法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从法哲学的视角切入

"德治"是执政党为确保其权力正义性而必须承担的执政责任,"法治"是执政党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德治"为"法治"之体,"法治"为"德治"之用。加强民主监督,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扩大民主监督范围,是以"法治"形式落实"德治"内容的最重要的现实途径,是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     

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关于公众知法权的问题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经历了数十载，它对于我国公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重视公民知法权，那么民法典对于我国人民的积极意义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在规定与保障公民民事权利的民法典中明确与保障公民知法权具有基础性的法律意义。     

对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几点思考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特别是对于没有丑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权是体现地方人大常委会权力行为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法律对重大事项的范围及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