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疫情防控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严格管理规范性文件这一行政行为的源头,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的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是营商环境中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对标国内外一流营商环境标准,构建特色、量化、公开的考核评价指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法治政府职责所在。在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之时,必须让法治政府全方位、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成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加速器,从而更好助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出台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

郊区是首都发展的战略空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考虑到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建设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建议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监督理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监察法治监督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生成逻辑严密、渊源深厚,实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功能定位清晰,回应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挑战;原则导向科学,指明监察监督工作开展的根本遵循;治理体系严谨,形成了系统化的方案证成;实践指向明确,规划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长远布局。对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稳致远,有利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蓝图。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

"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因此,重视和关心农村的社会稳定,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和惩治力度的加大,各种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一些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此,我们有必要对群体纠纷产生的因素、表现形     

“强势政府”也是法治政府

“政府不能一遇到问题就表现得很软弱,假如政府搞得很弱势,啥也干不成！”近日,在广东“两会”上,深圳市长许宗衡直言,“深圳市政府就是要表现出强势,这是一点不含糊的。”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强势政府能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推动社会进步,一个软弱的、没有权威的政府,绝非民众之福,就如我们的某些近邻那样。     

董必武与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和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党内坚决主张法治的第一人。董必武1975年病逝,其法制思想虽然未能在当时得到有效实施,但却对当代中国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