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

文章通过展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各主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滋长、行政权力的自我调整以及司法权在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角色定位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国家中公民财产权与行政权的理想范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了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对确立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确立法治思维是基于新时代对法治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运用法治思维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运用法治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立法治思维的理论创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法治思维理论,对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将起到理论引领和实践推动作用。     

实证法作为良善之法的法理构成分析

以法的实践为目的导向,应将法概念的问题限缩为实证法概念的问题,由“法是什么”转向“实证法是什么”的问题。因采用概念定义分析方式难以对实证法概念作出有效的回答,故应采用法理构成的分析路径。实证法具有规范性、时空性与实效性的特征。实证法概念本身的法理构成要素应当包括权利、权力、义务和法治,这四个维度之间具有关联性,且法治要素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其既作为一种精神理性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良善性,又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与规范环境可以确保实证法体系的有效运转与解释判断,从而确保实证法在整体规范层面的良法善治。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法典旨在实现部门法的体系化,从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统一的角度,法典编纂是从“国家法制统一”走向“国家法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双重基础。在国家层面,编纂环境法典是对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的落实,同时,联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国家的环境保护任务可以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环境危害的环境保护义务,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要符合“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的要求,不能保护不足。从“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角度,编纂环境法典是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手段。在公民层面,制定环境法典是保护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需要。环境权作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其保护范围需要立法来形成。同时,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法律义务,也需要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来形成其具体内容。从而,构建起公私兼顾的、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义务为架构的环境法律关系。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行政复议法修改

中国特色行政复议制度是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伟力的重要场域。遵循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制度逻辑,行政复议法可参酌人民调解法体例结构彰显其兼容程序法和组织法的特质,可基于复议权源自领导权原理整合行政系统化解争议的有利资源,可围绕竞争中合作、差异中互补构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间新型衔接关系。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实现需要依托外力驱动型进路,负面清单式范围规定、复议前置原则性规定和复议程序快捷化设计是重要支撑。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可从实体纠错面向的复议决定体系、复议服务体系和智慧复议体系的构建上进一步完善规范表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行政复议法修改,能够将行政复议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逻辑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是一种契合科研规律与公共财政基本要求的经费管理方式,但关于包干制的内涵及其制度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存在内涵界定不清、包干方式不明等问题,严重侵蚀相关改革的实效。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应从中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现实情境出发,在分析总结改革政策落地难的基础上,理顺并打通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脉络,并依据中央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重塑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范式,进而推动有助于改革政策落地的具体制度建构,最终实现经费使用“包干制”和“放管服”改革的有机融合。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平等权

源于民族的自然属性的民族平等权是民族群体的基本人权。现代和谐社会亦为法治社会,体现民族精神和社会正义理念民族平等权的落实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在构建以法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以契合中国当下社会具体国情的方式,从宪政体制、执法观念和司法举措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落实民族平等权。     

我国整体政府思想的形成及其展开——以《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切入

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和任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所蕴含的职能科学、责任政府、服务理念等与整体治理理念下的整体政府思想高度契合。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在延续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多年来追求整体政府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内容。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出发,对2021年《纲要》中的整体政府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对于推动2021年《纲要》全面准确实施,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人民法院：问题与再定位

人民法院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既关系到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也影响到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应该有三重角色：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监督者,人民法院应当守护依法行政的底线,践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初心使命;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支持者,人民法院应当服务涉政中心工作,拓展行政诉讼制度的治理功效;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助力者,人民法院应当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养成,强化行政诉讼制度的政治功能。     

“中国法律阐释学”的建构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