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视域下卢梭的政治思想研究

卢梭对政治权威及其合理性的构建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在社会状态中产生，民主、法治是政治权威合理性的核心等，这些宝贵思想对民主思潮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作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是反映公共管理的中国实践、总结公共管理的中国经验、传递公共管理的中国声音、体现公共管理的中国智慧、彰显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的重要载体。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却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需要在确立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关键节点的基础上,探究其建构的具体路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与实践,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华,寻求与西方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平等对话与交汇融通。     

犯罪概念之重构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刑法规定的核心内容,而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刑法通论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是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概念,有着其自身的优点。但是,我国犯罪概念却具有其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本文对其合理性进行评析,并试图重构我国的犯罪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社会公众参与合理性探析

赋予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的法理渊源和法律制度现状等问题,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合理性”标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述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所涉及的"合理性"标准和缔约国的"自由判断余地"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监督与缔约国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任择议定书》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款。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既受到国内法理、公约义务和其他国际公约中的"合理性"标准三个因素的影响,又与作为适用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贯立场密切相关。该条款未来的发展和实效,则取决于委员会、缔约国和权利申诉者三者各自的角色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与合作。     

政府无权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

笔者认为,政府擅自终结代表建议办理的做法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从理论上讲,提出意见建议是代表的权利,办理代表意见建议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如果允许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办理代表建议,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这与职责不能放弃的公权行使基本原则相背.同时,提出建议作为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利,必然要求相应义务主体的履职行为作为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允许政府可以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那么,代表的意见建议权恐怕会沦为空谈,这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理相冲突,故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的行为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政府无权自行终止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     

基础设施捆绑建设:解决邻避困境的新选择

邻避困境是民众对有危害或危害风险的基础设施采取的抵制其建在自家周围的行动。邻避困境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都是不利的。传统的邻避困境解决方式有公众参与、现金补偿和设施管理三种,这三种方式都有其作用,但也都有局限性。基础设施捆绑建设是解决邻避困境的新选择,与邻避困境的本质相一致、与其成因想对应,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相吻合,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实践操作上,该方法可以与现有方法相结合,与现有的实际情况相协调,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     

闯黄灯扣6分 “被杯具”是暂时的

<正>在舆论的强烈质疑声中,闯黄灯扣6分"杯具"了,公安部交管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目前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至此,"史上最严交规"中最具争议条款在施行6天后暂停,大有朝令夕改之嫌。虽然部分舆论对此持赞赏态度,但这条规则不应永远被休眠,而应当在完善交通信号灯设施的     

让公民在宪法的阳光下生活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于同日公布实施,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为中国和平、发展与稳定奠定了法理基础和制度边界。弹指一挥间,现行宪法走过了不同寻常的30年。30年来,宪法一直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伴而行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这30年中,我国又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先后四次对宪法的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得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宪法更加完     

关于罪犯会见问题的法理思考

在服刑场所,罪犯会见社会人员,尤其是亲属的现象普遍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把握不当,导致会见工作中客观存在诸多问题,这不仅会削弱监狱行刑的严肃性,而且极易侵害罪犯合法权益,甚至诱发司法腐败。因此,加强对会见工作性质的法理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建议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