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iere法判定中国北方人年满18周岁的准确性研究

目的在中国北方人群中通过Cameriere法预测年龄,并评价该方法的准确性及可靠性。方法选择700例年龄介于12-25岁人群的曲面断层片(OPG)。每个样本均记录编号、性别、出生日期、OPG拍摄日期,以Cameriere法对左侧下颌第三磨牙根尖孔钙化程度进行第三磨牙指数(I3M)的测定。结果以0.08作为判断是否成年的标准,其总体准确性达到了0.886(95%CI,0.862-0.90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25(95%CI,0.788-0.862)和0.967(95%CI,0.946-0.987),约登指数为0.792(95%CI,0.734-0.849)。阳性预测值为0.971(95%CI,0.953-0.989),阴性预测值为0.806(95%CI,0.764-0.847),阳性似然比和阴性似然比分别为25.01(95%CI,14.59-66.31)、0.181(95%CI,0.139-0.224)。Bayes验后概率为0.979(95%CI,0.965-0.992)。结论应用Cameriere法判断个体是否年满18周岁在中国北方青少年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应选择特异性的切割值,并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准确性。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找准保护与预防的平衡点

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火爆银幕,影片中折射出的校园欺凌现象引人深思。如何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话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为动员全社会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在商务楼宇内办公单位防疫要求的通告

京城管发[2020]13号商务楼宇(包括办公楼、写字楼)是人员密集场所,做好商务楼宇内办公单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对于保护员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明确在商务楼宇内办公单位的防疫要求,通告如下.     

《民法典来啦!》系列报道之一,总则编:开篇之作,权利只是起点

进入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再次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作为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法律,民法典的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其实施水平和效果,更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幸福生活。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的“落地”,不仅面临着大量的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法典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也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最高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591件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并修改制定了第一批与民法典配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但《民主与法制》记者梳理民法典各分编时发现,仍有大量的法律问题和操作细节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由此可见,民法典要在全社会落地生根,真正成为一部对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的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让法治中国行稳致远,尚需时日。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