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发展历史及特征研究

现代派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上的重大突破和更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发展历史可分为酝酿期、确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     

个性的张扬与题材的开拓——论欧阳修词

欧阳修个性张扬,在歌词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描写男女情爱时,自然舒畅、大胆开放,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怀抱,为苏轼词"诗化"革新导夫先路.在艺术上也我行我素,既喜欢含蓄蕴藉、雍容典雅的文人化歌词,同时也对清新朴实、活泼生动的民间词情有独钟.     

论宋词的复雅之路

宋代词人由于不满柳永俗词的弊病,要求改革词风,提高词品,从而引导词体的创作走上了"复雅"的道路。词之"复雅",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在艺术形式方面必须典雅精致,反对艳语、俚语和粗豪之语。纵观宋词"复雅"的演进历程,经历了闲雅、清雅、婉雅、骚雅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其不同的批评对象和理论特质。     

Sacrifice to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is synonymous withlearning excellence,honor and wealth,but to me the namehas more poignant associations. Itstirs up memories of a personfrom my childhood, an ordinaryChinese teacher whose refusal tobetray his beliefs eventually costhim his life.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myparents worked at an elementaryschool in Harbin, HeilongjiangProvince. Peng Junlong was their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     

苏轼创立新词派诸因素散论

苏轼创立“豪放”词派,在词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从前代词人的艺术成就,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个人的艺术素养和创作个性等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新词派的影响,论述了创立新词派的主、客观因素。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论风雅词人题画词的文化意蕴和艺术手法——以张炎、周密和王沂孙为中心

受文人雅集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宋元之际风雅词派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题画词,其文化意蕴也相当丰富,体现了雅士情调、遗民情绪、诗人情怀和艺人情趣,在艺术手法上则运用了层次、留白、透视等画技,体现了风雅词人在词体艺术新发展上所做的努力。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