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路：见证重庆大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祖伟专访

在今年春天的人代会上，市长王鸿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枢纽重庆”的步伐。高速公路“二环八射”的概念在报告里已具体为切实的数字：“已经修建了715公里，续建了716公里，年内还要开工485公里。在2010年前，能够完成1915公里的规划目标。”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重庆市36个县与县之间，修建的高速公路，并合已经修好的高等级公路，将连接成一张网。这张网，对发展中的年轻的直辖市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还存在怎样的困难和问题，已越来越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     

与快乐同行

“八百伴”集团是日本一家从事零售业的公司,在总裁和田一夫的苦心经营下,它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零售集团。可是市场无惰,在和田一夫72岁时,公司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田一夫这位闻名遐迩的世界级企业家一夜之间从事业的顶峰掉入苦难的深渊。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元气大伤,肯定是穷困潦倒,了此一生,有的甚至猜想,面对命运如此之大的反差,他一定会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和田一夫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自寻短见,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重新开始自己的征程。他很快地调整好心态,与几个年轻人携手合作,开办了一家网络咨询公司,向自己陌生的IT产业发起了挑战。虽然和田一夫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一个新手,知之甚少,     

“他走了,会在天堂守护我们!”——追记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原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林建智

这是一场用泪水换取回忆的报告会,本应站在台上的主人公永远地缺席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羸弱纤细的女子,半年前,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如今,人们只能在记录他生前感人事迹的只字片语中,在当地人口口相传的零散故事里,在周围人无限思念的追忆中,甚至在那些被查者的敬佩感叹中,去寻找他,感受他,缅怀他——     

与时俱进腾飞路 再铸辉煌谱华章——记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北省政协委员刘现考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吉运集团

开篇 “从一辆旧车搞运输”到“五千铁甲闹太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海洋中，无数航船帆樯林立、千帆竞发，在这如林的帆影中，一艘快舰穿礁破浪、勇敢地挺进、执著地探索着……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吉运集团。     

提供一流的信息化服务——记北京万博智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随着经济发展对信息化要求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概念正日渐为我们所熟悉,一个新的行业正在悄然兴起。它就是信息工程监理。这一新生事物有何特点?其作用是什么?有哪些方面尚待完善?日前,记者就此访问了作为该行业领军企     

“托玛琳”商标物归原主

四原告(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HONDA Motor Co．，Ltd)、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诉称，其享有的商标“HONDA”多次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为驰名商标。被告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制造了的带有“HONGDA”标识的“力帆LF150-A”和“力帆110-B”摩托车，     

从黑格尔法哲学看知识产权的精神--研读《知识产权哲学》之体会

《知识产权哲学》(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Property)一书是一部由Peter Drahos撰著,达特茅斯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出版(英文版)的专业性著作。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它以财产权制度产生、发展及相关理论为脉络,通过论述、剖析财产权方面的重要思想家黑格尔等的有关论著、观点,探讨知识财产作为“抽象物”的特点及在抽象物上设立知识产权的情况,提出要用工具主义的哲学态度来指导建立互相制约的知识产权方法和理论。这些论述,勾勒出了知识产权哲学的一些轮廓。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该书的出版,推动了法学工作者将知识产权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对这门学科进行法理学或法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产权法学学科走向成熟。     

“府城”台南：徘徊在古今之间

有３７０余年历史的台南市又称“府城”。这块大陆先民抵达台湾时最先踏足的土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据点，被视作台湾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借助得天独厚的港口和平坦肥沃的嘉南平原，以渔业、农业和商贸为支柱的台南，成为台湾经济繁荣发展的起点，由台南生根、发家的台湾大企业，如统一、奇美集团，乃至在大陆发展壮大的灿坤企业等，在国际业界亦赫赫有名。然而，沧海桑田使台南的港口优势不再，台湾北部地区金融、商贸，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让以传统产业和家庭作坊式私营小企业为主体的台南工商业受到挤压，北部的都市文化同样…     

苏联官僚特权制度的产生和影响

许多学者指出,苏联改革失败和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其存在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成为了进行国家生产管理活动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均衡,苏联中央需要将发展经济的动力传递到官僚集团中去。与直接监督的强制性激励手段相比,特权作为诱导性的激励手段,其交易费用远低于前者。然而,这一特权制度并不能真正使官僚产生促使经济增长和均衡的动力,相反,它还方便了官僚的欺骗行为。这一制度的后果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和苏共执政基础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