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件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 ,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论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问题及应对之策

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偏好的合法化,其集中表现为行政部门利益的法制化和保护主义的法制化。作为具有"独特的利益偏好"的政府部门主导地方立法的结果,它带来了立法权力异化的风险,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交易成本"、违背法治的权力约束和平等的尊重原则、巩固地方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并加剧其合法化危机。对此,可行的对策是提升地方人大的民主立法能力、建立立法回避制度、落实违法违宪审查机制。     

和谐企业重在建设

一、和谐要讲原则 企业和谐,不是表面上的和和气气或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和谐要讲原则”，这是通过总结合资企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成熟的企业合资合作经验和完善的政策规定，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把和谐理解为无原则的“合作共事”，怕与外方发生矛盾而无条件地服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有的中方企业经营者只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在员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站出来为员工讲话，怕因此而影响与外方的关系，造成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关系紧张，企业内部矛盾凸现、问题重重。这些深刻的教训表明，构建和谐企业，不能不讲原则。构建和谐企业，要坚持以国家、企业和员工利益相统一、相兼顾为原则，以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为前提，用发展的大目标去化解矛盾、调解分歧、凝聚力量：要区别中外双方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确立和谐的原则。     

贯彻全国工会十四大精神突出工会维护职能

学习贯彻工会十四大精神,树立新理念,突出维护职能。     

知荣明耻注重实践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发展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结合,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知荣明耻,注重实践,就是要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全面推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思考

1938年3月23日,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英勇搞击日本侵略军矶俗师团,台儿庄大战开始.     

着力解决构建和谐重庆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着力解决“就业难”问题

11月15至17日，市委二届十次全委会胜利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研究解决影响重庆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和矛盾，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和谐重庆步伐。     

与时俱进的党员标准 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员标准问题的继承和发展

党员标准问题是党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党员标准,是指发展党员的衡量标志和规范党员行为的根本尺度,是对党员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准绳。党的十六大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论述特别是历届党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党员标准发展的明晰轨迹,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员标准是与时俱进的,其理论体系也是一脉相承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党员标准的历史性回顾和分析,阐述党员标准发展的规律性,为新时期贯彻执行新的党员标准进行必要的理论探讨。     

解决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人际关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干部监督工作难度加大,尤其是对有些单位、部门和地区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工作难度愈来愈大。因此,如何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已刻不容缓地成为党的干部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