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中国海洋安全:理念认知、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CSSCI

海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维护正当海洋权益,是构建世界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安全秩序,有利于中国更好维护海洋权益。就国家层面而言,海洋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认知拓展了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范畴;就全球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实践是中国提供全球海洋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海洋安全的实践路径,以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基于区域及跨区域经贸合作的安全保障、价值观认同实现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洋终极安全为理念逻辑,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维度加以推进。     

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助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委书记易炼红在2023年“新年第一会”上明确提出,“要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把浙江打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     

霸权国内部民主与对外霸权的互动

民主与霸权是国际政治中时常涉及到的词汇。对于霸权国来说,霸权国内部民主和对外霸权作为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两者实际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抵消,在国家内部和外部发挥着形式各异而又不可分割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和背景下,共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的软法之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日趋严峻,现行以国际硬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而海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无论是修改现行的硬法抑或是出台新的硬法都难以一蹴而就。国际软法凭借更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软法缺乏强制约束力,其在实践中存在权威性不足、加深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加剧现有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局限。为充分发挥国际软法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包括努力提升国际软法制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国际软法遵守的奖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软法与硬法的衔接适用。作为正在迈向建设海洋强国征程的新兴大国,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软法的制定,积极利用与搭建助推国际软法发展的话语平台,科学选择国际软法介入的治理领域,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前景

从安倍晋三二度当选首相到菅义伟执政的近十年间,日本将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作为深化同东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和积极主动的举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既反映了它谋取地区海洋利益实现海洋国家目标的内在战略需求,也是遏制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强的海洋影响力这一"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印太战略设想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国家战略地位这一地缘层面的考量。由于受到自身"大国平衡战略"的制约、"选边站位困境"及中国新安全观的影响,东盟国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对日本的相关举措表现出一味迎合的态度,这也使得未来双方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论我国海洋法制的演进与发展

一国的海洋文化对海洋法制建设的内容、进程、范式存在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我国海洋法制建设的进程来看,起步虽晚,但总体上保持曲折中前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法制建设在各个阶段根据所处时代的客观形势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发展和完善,而发展速度最为迅猛的当属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由于海洋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