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野生动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探析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海洋野生动物行为损害了国家海洋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针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向海事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依托专家鉴定确定生态修复补偿金并诉请各行为人就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检察机关应重视开展海洋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在案件办理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并注重从刑事案件办理中获得证据。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以港兴市全面跨越——舟山市发展海洋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综述

7月底,在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舟山船厂码头,由扬帆集团建造的2750箱集装箱船,顺利交付给德国NSC航运公司.2750箱集装箱船是迄今为止舟山市建成交付的吨位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新型船舶,在舟山市造船史和浙江省造船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年上半年,该集团完成产值达13亿元,船舶交付量已相当于2004年的全年交付量.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的制衡常常是低效的,甚至以失败而告终。本文借助集体行动的理论,试图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通过对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文章指出,国家间的猜忌与不信任、公共物品本身的属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等一系列集体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是造成反霸失败或低效的重要原因所在。     

“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

美国是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冷战结束后,“自由霸权主义”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内涵。在相对权势有所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提出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现出美国大战略转型的端倪。该战略是对“自由霸权主义”的颠覆：除在战略目标(追求或巩固世界霸权地位)大体一致外,该战略极力强调美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挑战的大幅增强,在战略路径上主张单方面强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放弃多边主义,撤回对国际机制的支持,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取胜。特朗普的战略存在内在的缺陷,效果亦存在颇多不确定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明显相悖,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试析21世纪初的中国海洋安全

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初,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三大现实问题、两大外部威胁和一大潜在隐患。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和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