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理民事消极确认之诉的理论探微及立法设想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事消极确认之诉这种明显有别于传统诉讼的模式,在我国各地各类型案件中越来越多,而我国到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消极确认之诉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对消极确认之诉的受理还存有争议,做法极不统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消极确认之诉也具有"诉的利益",因此,我国有必要受理民事消极确认之诉,消极确认之诉也理应从立法上予以规范。     

建设“三型”组工干部队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消极自由的基础

没有以个人自主为核心的主体,消极自由将变得无根,更很易被批评者视为是对价值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认同。反思伯林,并思考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多少是有益的。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论争中,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影响深远。在这篇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中,伯林提出了两个著名命题。一、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拥抱     

帮“小病大养”者站起来

罪犯张某,64岁,因邻里琐事失手将被害人打死,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张某服刑初期表现正常,可是一段时间后便开始消极应对了,别人在劳动,他却"卧病在床",看样子是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张某的行为一方面挑战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破坏了监区整体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张某还可能做出自杀、自伤等极端行为。作为管理者,对于这种"小病大养"者,我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基本权利分类方式批判的冷思考——从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分类视角出发

基本权利的分类问题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有关基本权利的自由权与社会权就是通过基本权利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性质进行分类,此种说法一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近来此种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各种批判意见都忽视了基本权利本身固有的双重属性,即"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以及权利保护方法的时代演变性。自由权与社会权恰好是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互补的分析方法。     

美国:州长公款吃喝引众怒

2013年4月15日,美国纽约立法机构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议题是清查州政府公务开支状况。在此之前,州参议员发现,2012年州政府开支远远大于往年,他们甚至发现州长也有不惜一切挪用捐款拉选票的嫌疑;又有群众组织举报,有人经常看见州长出入纽约市的高级餐馆。一时间整个州政府闹得沸沸扬扬。(图/东方IC)     

情商低的“木头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

5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天津考察时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引起了人们对情商问题的关注与热议。为帮助领导干部们了解情商知识,《学习时报》特约请《高情商团队》一书作者、高级心理督导师、中国心理保健专家委员会专家马晓晗撰写此文。     

“积极同意”的是与非--关于美国性侵认定标准争议的一个综述

积极同意是判断性侵的一个标准,强调沉默和缺乏抵抗不能被视作对性行为的同意,只有口头上或者行为上表达的同意才构成有效的同意,而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性接触即构成强奸或者其他性侵犯。这个标准在美国的刑事法领域并没有获得广泛接受,却在教育法领域被大多数大学作为判断性侵的标准。支持者认为这种标准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彻底抛弃了性侵判断标准中的暴力和反抗要件。反对者或者认为"同意"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积极同意标准固化了男性担负责任、女性无助被动的刻板印象。不同女权主义流派对积极同意表达了多元丰富的观点,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