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淡定 体味坚强——读史铁生《病隙碎笔》有感

最初知道史铁生,是因为他自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非常好奇在持续的病痛折磨之下,他表现出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看了他的《病隙碎笔》,却丝毫感受不到他是一个长期受病魔折磨的残疾人,透过他清晰的思维可以看到他乐观的态度,睿智的话语更能体会到他的从容淡定。闭上眼,想象他写作过程中三天一次的透析,这,对于常人来说已经是很不     

武警官兵涉法问题现状初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武警官兵在工作、生活中与社会的交往日益加深,官兵涉法问题呈现出发生率高,形式多样的趋势。武警官兵涉法问题的有效解决,关系着武警部队安全稳定的发展大局。认真研究当前常见的几种官兵涉法问题,对于维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确保部队全面建设的顺利展开以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菲律宾南海话语的法理论证:理据、说服与解构

菲律宾对南海话语进行国际法包装,以增加与中国在双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提升话语权。菲律宾称南沙群岛为“卡拉延群岛”,提出“克洛玛发现‘自由地􀆳”“‘无主地􀆳先占原则”“邻近即主权”“时效原则”“国土安全原则”“有效占领”等理据。菲律宾通过诉诸逻辑、情感、权威与信誉等方式,对其南海话语进行论证,主要体现为援引事实、案例与国际法,诉诸小国悲情意识,诉诸权威法庭与人物等方式,试图获得话语主动权。但菲律宾的法理论证存在断章取义、事实错误、避重就轻、前后矛盾的地方,需要加以解构。中国应将历史证据与现代国际法理据更好地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当代中国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名片,建构、翻译与传播具有丰富内涵以及高理解度的核心价值话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理论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是其跨语际实践的三个有机步骤,三者之间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但并非构成简单的线性序列。包括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播需要将翻译视为利用另一种语言对源语概念进行跨语阐释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有助于我们跨越汉语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我们的源话语,从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建构。此外,还需要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整源话语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建构、翻译以及传播构成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闭环。这种动态的跨语际话语实践观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以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逐渐接纳与单一寓意时期、广泛使用与两种寓意并存时期、反复调试与拒斥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地缘政治"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语和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自2015年以后,"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开始被强烈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歧义过多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因为"地缘政治"不符合外交话语上升为外交话语权的条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为感到疑惧,在外交话语中拒斥"地缘政治"能够增信释疑;最后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种新因素、新条件所削弱,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还能否适应当代与未来存在着较大的疑问。但是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当代并未失效,只是其维度变得更广、内涵更加复杂,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对大国的决策层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此,中国在外交话语体系中拒斥"地缘政治"而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时,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另一方面,应坚持和完善本国即将形成的海权强国的地缘政治身份,积极引领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30年来涉台经济研究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演进——基于历年《台湾研究集刊》所发表论文的分类分析

本文以近30年来《台湾研究集刊》中发表的涉台经济研究类论文作为对象,对其中所采用的各种范式方法加以分类归纳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时间演进特征。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注重文献信息的丰富程度,主要采用数量描述和文献归纳方法,但逻辑论证的精度不足;20世纪90年代更为关注研究的实用性,倚重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方法的运用,逻辑深度有所加强,逻辑精度也有一定提高;2000年以后则同时向实用性和理论性两个方向发展,既注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开始引入主流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范式用于理论检验和创新。各种研究范式和方法互为补充参照,由此才能不断推进涉台经济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     

校园江湖：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的占近20%,涉黑涉恶犯罪人的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青少年健康发展欠下的一笔债。大量留守儿童失教,从学校江湖社会野蛮生长演化为校园越轨团伙,走上社会更进一步恶质化,变为犯罪团伙,其中有一部分更分化成黑恶势力犯罪。校园江湖的出现肇因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缺失,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落实边打边治边建,对涉黑恶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落实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管理、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新青年》的革命话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的生成

《新青年》杂志中的“革命话语”承续近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的理解与认知,随后则聚焦于“文学”,掀起“文学革命”,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之序幕。然而,在面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时“文学革命”的力量显得过于苍白。《新青年》“革命”话语遂从“文学革命”渐转向“社会革命”,即“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以及“劳工革命”等话语形式。1923年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中,《新青年》之“社会革命”话语具体表现为“国民革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途径——阶级斗争——亦随之成为《新青年》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得以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