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取向

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所确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借鉴国际公约和各国的立法实践来完善相关立法,在准确把握或界定意思自治的度的同时,应更积极地鼓励意思自治的合理扩张,促进涉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构建国际民商事活动的和谐秩序.     

涉外公证质量问题的几点思考

涉外公证质量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公证员认识上的误区 ;超越公证办理权限 ;收费标准不合理 ;不正当竞争行为。提高涉外公证质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提高公证工作人员的素质 ;二是严格按规定办理涉外公证 ;三是统一公证收费标准 ;四是加快公证处网络建设。     

中国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权的法理检视与规则重构

针对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权的法理基础,我国学术界未能提出具有系统性和融贯性的理论,且在相关理论的解读方面陷入过分简化的误区,由此导致我国的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权规则陷入了一元论体例下对国内地域专属管辖权规则的“盲目转化”、专门性专属管辖权规则的施行效果不佳、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法律漏洞填补缺位的规范困境。涉外民事专属管辖权拥有私法性和公法性两个方面的法理基础,前者仅构成专属管辖权的基础性必要条件,专属管辖权需要在后者的加持下成就其排他性。基于公权力行为的主权性,一国对本国公权力行为的效力审查等问题拥有绝对的专属管辖权,而对于涉外多边民事争议,一国可基于集中管辖而拥有相对的专属管辖权。由于无法在公法性法理基础层面获得正当性,我国未来有必要终止对国内民事专属管辖权规则的“转化机制”并废除投资合同纠纷专属管辖权规则,同时在那些既有充分法理依据又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共识的领域补充制定专门性专属管辖权规则。     

涉外定牌加工行为的刑事规制路径——以一起OEM代加工企业销售尾单刑案为视角

涉外定牌加工贸易模式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一个老问题,却又常谈常新。其不仅是法律问题,也体现了产业导向、司法政策倾向。涉外定牌加工问题在民事领域的争议带来了刑事入罪的谨慎。对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的刑事判断,不能简单地固化为可以入罪、不可以入罪,而是应当在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二次违法性理论的前提下,进行个案判断,通过对各侵权要素的认定,研判入罪可行性、刑罚必要性。     

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实证研究——以346份裁判文书为中心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增多,我国涉外侵权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我国关于涉外一般侵权的法律适用还存在很多问题。从实证角度研究分析《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十分必要。通过分析研究从2018年1月1日到2019年3月29日为止的一共346份裁判文书,并根据地区、案由分布、当事人类型和法律选择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发现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案件司法实践存在第44条被扩大化适用、毫无理由罗列法条、常见法律适用顺序错误、错误理解法条中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说理不充分和意思自治原则在海事侵权案件中适用较多等问题。为完善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国应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原则、修改法条措辞语序、加强对法官的培养和增强筛选指导性案例等。     

“涉外刑事管辖权”与“域外刑事管辖权”概念辨析

涉外刑事管辖权与域外刑事管辖权是涉外刑事法律范畴的重要概念,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错。两者在归属和目的、管辖权确立的依据等方面具有相同性,在划分标准、客体范围、实现途径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论海丝中央法务区涉外知识产权法务的提升与完善——以与金砖创新基地的协同机制为指向

海丝中央法务区厦门片区建设以来,在知识产权法务资源集聚上取得阶段进展,在侧重面向金砖国家的涉外知识产权法务方面不断夯实基础。同时,通过调研可知,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与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之间的融合度有待提高;在面向金砖国家的产业示范等项目之中的应用度和贡献度有待提高;涉外知识产权法务能力有待提升、机制亟待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建设不足,某种程度上存在虚化和重复的现象,服务效益有待改善。为此,应培育知识产权法务新业态,加强海丝中央法务区同步作为知识产权服务业引领示范区的集聚度和活跃度;探索打造面向金砖国家的知识产权交易和争端解决首选地;建设金砖国家间知识产权保护云,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增强法务效能及其安全性;提高包括涉外知识产权法务在内的知识产权服务功能集成度;增强涉外知识产权法务的统筹协调,展现海丝中央法务区与金砖创新基地协同治理的独特效应;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与应用。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全球治理视野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法治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加强法治国际传播,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关键环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枢纽,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大湾区是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法治国际传播矩阵的组成部分,加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是对大湾区建设和发展现状的回应,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理念在海外社会的宣传推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或可从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借力。大湾区通过完善涉外法律工作制度、构建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引进及培养方案、创新涉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不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工作,在推进区域涉外司法合作、解决涉外纠纷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大湾区方案”。未来,可尝试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机制、优化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策略、提升涉外法治工作宣传内容质量等渠道,全面提升大湾区在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大湾区国际传播实践。为提高大湾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置到更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