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困境——以涉诉信访为视角

目前，涉诉信访已经反映出我国司法公信力降低的问题，如何恢复司法公信力，重建法律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角度来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使社会纠纷能够在制度范围内解决，这是解决目前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擅自用单位存单质押贷款应定挪用公款

[基本案情] 杨某,系国家工作人员。1998年7月,杨某擅自将掌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以下称简“农保金”)存单8.2万元借给程某在信用社质押贷款7万元做生意。同年11月,杨某再次将三张“农保金”存单,共计金额11.8万元,借给程某质押贷款11万元,后因程某未能及时收回贷款,致使贷款不能到期归还。1999年12月3日,信用社将质押存单的存款抵扣了贷款。1999年11月13日杨某在催款无     

交通局长买官被骗记

1999年12月7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原衡阳市交通局局长邹大华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昔日权倾一方的交通局长，如今沦为阶下囚．令人唾弃，更令人厌恶的是，在官场纵横捭阖、得心应手的邹大华还上演了一幕买官被骗的丑剧。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行署专员

2001年4月1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原江西省赣州地区行署专员韩景昌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此公开审理。公诉人指控：韩景昌在任赣州地区行署副专员、专员期间，先后受贿45．2454万元，并有267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另外，他还滥用职权，违反国家规定，越权决定为185辆无合法证明的走私汽车办理挂牌手续，致使国家关税遭受1304．1万元的重大损失。韩景昌所做的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竟是为了讨他的情妇——一个名叫魏云(已另案处理)的女人的欢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贪官的丑恶嘴脸及其肮脏的情史。     

徇私枉法罪中“明知”的理解

司法实践中,对于徇私枉法罪中“明知”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认为“明知”必须以原案确实构成犯罪,且已被法院判处刑罚为前提,否则,“明知”有罪的徇私枉法罪无法成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规避法律。其理由是: 一、“明知”原案构成犯罪,是徇私枉法罪主体直接故意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行为人的认识问题。而原案构成犯罪是实体处理结果,需要完成一定的诉讼程序。由于证据、立法诉讼环节等方面的原因,“明知”的有罪行为有时也可能以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犯罪而告终。因此,徇私枉法罪的认定只要有“明知”有罪的认识和具体的杠     

25岁女毒犯告诫人们远离毒品

25岁的黑龙江无业人员孙晓慧，刚过完生日就于2007年5月22日因涉嫌运输毒品罪站在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被告席上。与刚被抓捕时相比，她明显“胖”了许多。考虑到她身体虚弱的原因。庭审一开始审判长便让其坐着回答问题。     

人大代表身份保护的是什么权利

广东梅州市、兴宁市、黄陂镇三级人大代表石育清被人举报用340张白条侵吞公司3000多万元资金，警方侦查后提请逮捕，梅州市检察院审查后，虽然也认定石育清涉嫌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但鉴于其人大代表身份，并且认为其“不会逃跑、不会串供、不会危害社会”，“无逮捕必要”，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由于引起争议，广东省检察院与公安厅研究后，发文要求对石育清刑事拘留，梅州警方也报请了梅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此时，“不会逃跑”的石育清，已经真的逃跑了。     

枉法仲裁罪追诉方式之变更及其提倡——兼论仲裁责任的流转与刑事责任的确立

仲裁责任制度经历了不断延伸与变更的历史过程，即仲裁契约责任——法律责任——豁免责任——有限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流转形态。从仲裁责任的演进和不断修正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仲裁行为以契约性基础特质作为其存在基础；其二，仲裁行为倡导“公正优先，兼顾效益”的价值选择，为刑事责任的确立预留了空间。因此，结合以上理论基点透视刑法修正案中的枉法仲裁罪，既要承认其刑事责任确立的客观性，又要探究契合仲裁行为自身契约性的运行机制。然而。由于枉法仲裁罪的追诉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诸多弊端，设立非纯正的亲告罪应是反思之后的理性选择。     

嫖宿幼女罪取消论

嫖宿幼女罪的设置,是立法上的一个失误.从犯罪构成角度讲,嫖宿幼女和奸淫幼女是完全相同的,刑法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别论罪.为了利于维护幼女的人身权利,立法应取消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作为奸淫幼女的一种情形,以强奸罪论处.     

部门负责人以单位名义走私并截留部分货款应如何处理

典型的单位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为单位谋取利益以及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有关的负责人决定三个条件。但现实中也存在许多案例,上述三个特征并不同时具备,比如以单位名义进行,却并非由单位领导集体决定。对于这样的情形是否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理论上存在着分歧。近日,本刊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共同邀请专家,结合典型案例,对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