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地方的"吏役病官"

吏役以"准正式结构"的名义成为清代地方行政的主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地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上级衙门吏役对下级衙门的牵制和对地方社会的骚扰、吏役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要挟本衙门官长或消极怠工甚至罢工,以及因吏役有犯而使官长受到牵连等,是"吏役病官"的主要表现形式. "吏役"病"官"现象的发生与前者处于行政权力的前沿直接相关,加重了清代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影响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水平.     

清帝朝服揭秘

清代皇帝的朝服也叫朝袍,分为冬朝服和夏朝服二种。冬朝服是皇帝在秋冬季里朝、祭之时所穿的柿蒂形、圆领、马蹄袖披肩右衽、衣裳不相连属的下裳为裙式的礼袍。其色有明黄、蓝、红、月白四种。其制有二：一是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为薰貂。纹饰为上衣两肩前后五爪金正龙各一条,衣前后并列有十二章。清代天子的礼服和吉服上用十二章作装饰已成不可或缺,“十二章”即是：     

两淮盐商的富雅兴衰

只有到扬州,才能触摸到两淮盐业的业脉,才能真实地感受到两淮盐商的富与雅、兴与衰。那里有一座个园,一座汪氏小苑;前者早有名气,占地34亩;后者近年名气很旺,有3000平方米。前者是盐总黄至筠的家     

清代名医不愿入宫之谜

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包括那些地方举荐人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为“至尊”诊治疾病,胡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每餐必膏腴杂陈,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清代海防与东南沿海海域社会治理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将海防建设与沿海渔业、贸易开发对立起来,将海防与海禁划等号,认为贸易业只是开海政策的产物,从而否定清朝的国家治理成效。然而检视清代海洋管理政策,我们却时常能看到海防与东南沿海渔民治理之间存在自洽关系,这展现了清代海防政策措施更加务实、更能协调相互关系的治理特点。至清代后期,官府财政吃紧时,渔民组成渔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辅助官府社会治理、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     

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既有的一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理解并未突破西方“依法裁判”的窠臼,但就实际而言,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为例,虽然其具有某些“依法裁判”的表征,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并非“依法裁判”。在直接追求“情法之平”的原则指引下,在清代对“命盗重案”进行裁判时,律例的规定并不具有“大前提”的属性,而只是综合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权宜裁判”的过程。“权宜裁判”模式是中国古人思考“司法裁判类型”的独特性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长江口二号”出水, 打开近代上海的“时光宝盒”

集全国水下考古精兵强将之力,历时8年寻觅打捞,清代晚期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终于重见天日。它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为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了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如同一只封存近代上海丰富信息的“时光宝盒”“长江口二号”古船未来将如何一一解密文物悬念,又将向世界诉说怎样的上海故事?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左宗棠的“小气”

晚清名臣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出身寒门,从小缺衣少食,数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失去了直接入仕的机会。但左宗棠特别有才,在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手下做事时,他出的主意让两人无不佩服。在50岁之后,左宗棠开始统领其中一支湘军,后来又先后当了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清代官员只要任职巡抚以上,正常收入便极其可观。     

论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

不同的时空环境可以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地域特性,家族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江南特定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到了清代,江南家族女性依赖其独特的从宦、谋生以及结社经历,创造了多样的空间书写类型,进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审美感受的丰富性。空间形态已逐渐成为家族女性的一种生存形态,在空间互动中表达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同时,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也进一步深化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