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既有的一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理解并未突破西方“依法裁判”的窠臼，但就实际而言，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为例，虽然其具有某些“依法裁判”的表征，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并非“依法裁判”。在直接追求“情法之平”的原则指引下，在清代对“命盗重案”进行裁判时，律例的规定并不具有“大前提”的属性，而只是综合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权宜裁判”的过程。“权宜裁判”模式是中国古人思考“司法裁判类型”的独特性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前门大街:地道北京味儿 酷炫国潮范儿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北起前门月亮湾,南至天桥路口,已有近600年的历史,素有“天街”之称。清代文人俞清源在《春明丛谈》中曾这样描述当时前门大街的繁华和热闹:“珠市口当正阳门之冲,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设市开廛。”     

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

由高层官员来推动“官箴书”的编撰、出版和流传，是清代“官箴书”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官员自己编撰，并将其推而广之。二是官员本身对于“官箴书”的编撰没有太多的贡献，但着力推动这类书籍的传播。这些高层官员不仅本身具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而且关注吏治，希望通过“官箴书”来劝诫官吏，并弥补他们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向属吏刊发“官箴书”的方式，不仅保证了此类书籍在一定区域内能够得到较好的传播与接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动因北大核心

社会组织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与有效形式，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完善能促进社会治理质效的提升。在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地区治理历史进程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变革发展，为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以史资政，鉴古知今，探究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脉络及动因，可为当今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参考。     

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

清朝政府在台湾实行积极的经济开发政策，如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减免田园赋税、促进商品贸易，以及兴办洋务事业等措施，不仅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使闽台经贸圈形成，从经济上加速了台湾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在严重的边疆危机中，清朝政府加强海防建设，在台湾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使台湾建省之后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以顺利启动。“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     

从海昇案看清代命案检验不实问题

清代命案检验不实问题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关注。统治者通过不断地完善法律以对其进行遏制，但乾隆年间的海昇杀妻案及其后续表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清朝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并未被充分贯彻落实。仵作的生计需要和对官员命令的妥协、官员们的谄媚迎逢且缺乏检验能力以及统治者的处理方式都使得命案检验不实问题在终清一代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库2号库,这里全面展示着《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这是清代乾隆时期组织编修的大型丛书,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前后13年才完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