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国民经济调整进程及成效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再次出现违背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及时发现这种倾向,推动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这次调整不仅较好地解决了1978年出现的“洋冒进”,而且初步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及以前经济建设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     

明清州县监狱狱囚生活处遇制度研究

狱囚的生活处遇是监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州县监狱在狱囚生活处遇方面的制度和法规都有了明显进步，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在许多时候都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狱囚的生活仍然相当悲惨。这表明，在古代社会，狱囚的生活处遇制度并不意味着承认囚犯的人权，而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仁厚，狱囚生活处遇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的清明程度，这使狱囚的生活待遇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体系转换与晚清外交转型的时滞：以清暹（罗）关系（18531911）为例

国际体系转换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转型，随着国际体系更迭，一国外交转型可能出现时滞现象。在晚清外交中，中国被迫接受并逐渐习惯了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但这些规则却很难全面应用于中国与非西方的其他国家关系中。以1853—1911年清政府和暹罗的关系为例，虽然清暹关系深受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但晚清决策者在观念上既难以判别该体系转化的内涵，又难以接受用新规则指导中暹关系。这种滞后的认识以及转型时滞既阻碍了清暹确立新的现代外交关系，又不利于双方交往，从而使一些双边问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邓小平三到南宫

<正>抗日战争初期,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曾三次跨越平汉铁路到南宫视察指导工作。这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县城成了整个冀南地区抗日战争的中心。邓小平一到南宫(1938年7月5日-1938年8月25日):开辟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早在1938年1月,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就派陈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人数增加十六倍

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16倍;党的基层组织371.8     

秘密武器“蝙蝠”

“蝙蝠”是世界第一种实战性的“射后不管”制导导弹，二战初期由美军秘密研制，具有自动瞄准和自动攻击目标的特点。二战后期，“蝙蝠”首战攻击了一艘日本的战舰。     

抗战初期最大的汉奸间谍案

那个“流氓”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自然都是“外事组”的侦探。他们设计使黄家保姆对侦探李荣芳产生好感，和他建立了友谊。     

抗战初期八路军唯一受到蒋介石现金奖励的战例

1937年10月19日凌晨1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举击毁击伤侵华日军停在山西省代县阳明堡简易机场内的24架作战飞机，成为八路军抗战初期三个“首战告捷”（另两个是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一二○师雁门关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的著名战例。在八路军的这三个胜仗中，唯一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现金奖励的是阳明堡战斗。     

清朝善会善堂自治制度探悉

清朝兴起的民间慈善组织——善会善堂,有着完善的自治制度,包括经营管理方面的会员制、轮值制和董事制,资产筹集与运营制度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征信制度等。善会善堂的自治制度与国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干预使善会善堂逐渐官僚化,失去了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自治规约成为司法机关裁判的主要依据,而《征信录》所体现的公开原理也日益渗透到国家的行政制度中。     

抗战时期朱德和传教士的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传教士的交往就留下了许多感人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