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洋人·官

小时候，每当得到了一样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东西而我们是两个人时，就要做个小游戏来决定谁是幸运者。如你所知，这种把戏叫做“石头、剪子、布”，这三种东西循环相克，你出其中某一样，正好被别人克住，就失败了。这种游戏有个古老的名称，叫做“百姓、洋人、官”，我相信这名称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当时洋人怕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又怕洋人。     

人讼师到律师：清末律师制度的嬗变

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是清末改制效仿西方法制的产物。该制度的引进既是源于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也受到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刺激，并且有着力倡律师的观念和思想氛围作为精神支撑。清末律师制度滥觞于《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草案》，但因过于激进，该草案遭致流产，致使其后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不得不后退一步。之后律师的法律地位在《法院编制法》中得到正式承认。1911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正式确立了律师制度。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发展史对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     

金山嘴：一个渔村的影像

金山嘴地区是上海有名的渔港，历史上渔业就很兴旺。据《金山嘴渔村风情》（张道余著）一书记载，自南宋淳熙年间杭州湾形成后，便有居民下海捕鱼，至清末明初，小镇上有商店、作坊36家，仅经营渔货的渔行就有10多家。每逢春秋两汛，大鱼、海蜇旺发，来观潮的、买鱼的、经商的游客商贾云集，海塘上摩肩接踵，一片热闹景象。     

文本、判解及学说:近代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生成谱系

对近代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生成谱系进行一个溯源性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今天侵权行为法学的知识积累和传承提供若干基础性助益.近代中国侵权行为法之生成,主要有以下三个维度:其一,从文本层面看,从《大清民律草案》到“中华民国民法”,其间之侵权行为条文历经嬗替,最终得以定格.这个法律文本的构建,是近代中国侵权行为法生成的最重要的基础；其二,从司法判解层面看,民初大理院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法院”及“司法院”通过司法实践所制定之侵权行为判解要旨,确立了近代中国另一形式的侵权行为规则网络；其三,从学说层面看,近代民法学者对侵权行为法的学理阐释及对构筑本土特色的侵权法制度的智力参与,也是近代中国侵权行为法生成的一种重要助力.     

清末诉讼法改革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以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为视角

在清末立法改革的背景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作为第一部正式明确规定律师制度的草案而备受争议,虽然这部草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却成为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起点。如何将封建法时代的讼师平稳转化为近代的律师是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叉领域,也会出现正式的官方制度和非正式的民间制度之间的博弈。该草案关于律师制度的种种规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以沈家本为代表的立法者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执行者之间围绕此草案产生巨大争议,其背后的实质在于此草案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向日本学习立法经验不但需要借鉴它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它的过程和融会理解它的方式。     

程德全：辛亥反正第一人

晚清民初，国家走向大乱之世，程德全明白清王朝已无可救药，国家前途只有另谋生路。于是，他开始改变施政方针，不再以挽救清王朝为目标，而是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地方经济和人民安定的生活为目标，扬弃了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最终成为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     

大栅栏的老字号

在老北京,老字号在大栅栏最为集中。大栅栏一条街,并不长,只有275米,宽也就是5米左右。在这样一条短短的街上,清末民初两旁挤满了80多家店铺,家家都是老字号,这在北京城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清末广东巡警(警察)制度述略

筹办巡警是清末广东“新政”的重要内容.巡警制度几经变化,由省自为政渐趋全国统一.本文简单地考述了巡警制度的沿革、巡警装备、待遇、官弁训练等事宜,对清末广东筹办巡警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六不”总督叶名琛的百年冤屈

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末一个昏庸的高官。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捏造的百年冤案。     

清末城市市政机构的萌芽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民主思潮的东来以及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城市的行政决策程序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市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机构和制度,城市市政机构开始萌芽,本文试图分析当时市政机构体现的民主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