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检察厅的刑事上诉(控诉、上告及抗告)职权

清末时期引入新式法制,于先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建立了检察制度.清末检察厅有提起控诉、上告及抗告的刑事上诉职权,还有非常上告及提出再审之职权.同时,根据清末有关法令,检察厅不得撤回刑事上诉,即便提起上诉只对被告人有利,检察厅也负有提起刑事上诉的职责.     

清季现代自由心证知识体系形成考释

研究自由心证在近代中国的传输是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清末证据法律知识的演进,经历了"新政"以前的传输和"新政"时期的引入、创设两个阶段。"新政"以前,只有对自由心证的单纯制度或概念的介绍,是一种"他者"的法律知识话语,属于单纯且与己无涉的"西法"。"新政"以后,以"经世致用"为嚆矢,证据法律知识逐步"内化",成为"本土"法律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至清末,作为现代证据法核心的自由心证,在两大诉讼法律草案中得到了系统的制度化表达,虽然没有及时施行,但却垂范于民国,成为中国现代证据法律知识的源头。重新梳理清季有关自由心证知识的源与流,不惟有助于突破过去"冲击——反应模式"理论及与之相关的类型学研究的局限,也可以为当下有关自由心证的研究找寻到历史支撑点。     

社会变革时期的言论自由空间——清末民初三十余年报刊舆论透视

清末民初时期为何有较高的言论自由度？透视清末民初的三次报业高潮、新闻报刊舆论的过激化现象以及清末民初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情况,不仅可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可总结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言论自由度的五个因素.另外,透视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图景,可观察到社会变革时期言论自由空间的“偏颇性言论自由”现象和“薄壳效应”规律,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群言论自由则是解决“薄壳效应”困境的最佳途径.     

2O13年6月-7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一、台北故宫举办“溯源与拓展——岭南画派特展” “溯源与拓展——岭南画派特展”1日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场,展出晚清民初岭南画派9位代表画家的90幅经典画作。     

清道咸时期的官场腐败与吏治整饬

据史料记载,清末的官场腐败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咸时期的吏治败坏可概括为:官场之间的迎来送往、官吏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捐纳和保举的推广滥用、胥吏对司法的操纵和影响四个方面.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有意整饬吏治,但却无果而终;晚清思想家提出救亡革新之路,却只停留在书生议政阶段,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清政府终病入膏肓.     

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活动。女传教士所鼓吹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解放,美国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传教运动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它加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对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千年盐都黑井镇

我的家乡是一个干年盐都,她就是云南禄丰县黑井镇。黑井产盐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距今2000年前的汉代,黑井先民就开始采卤盐而食。唐代南诏时期,黑井人民掘池汲卤,用釜煎盐,黑井盐成为专供王室的贡盐;元代,中央置威楚路提领管黑盐井盐运使司。明洪武年间,中央政府在黑井设正五品的盐课提举司,直隶于省。到清朝,黑井盐业到达鼎盛,所缴纳的盐税占云南盐税总量的64％,即便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清末民初也曾占到46％。盐业的发展和兴盛,以及盐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给黑井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让这个偏居一隅的狭长小镇富甲一方。当时的黑井,常住人口多达三万人,是现在的两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盐商和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各种思想和文化在小镇融汇、渗透,最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盐文化。这里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曾有佛教、道教寺庙51座,清真寺4座。有石雕、石碑、古建筑、古墓等历史文物92处,现在仍有文庙、五马桥、真觉禅寺、古盐坊、大龙祠、武家大院、诸天寺、飞来寺、绝峰寺、武功将军墓、滴水箐和石板街等景点。同时,与盐文化息息相关的节庆祭祀活动,如太平会、龙灯会、经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民族实业家:胸怀家国 兼济天下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骞,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清末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研究

目前学界对近代留学史的研究中缺乏对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充分论述，而法律史学者的研究则并未涉及《法政速成科关系资料》这份重要的资料。据这份资料的显示，政法速成科系曹汝霖和范源廉两位留日学生发起，得到梅谦次郎和志田钾太郎等一批杰出教员的支持而启动。自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８年，政法速成科共招收五班１８８５名学生，培养了夏同騄、汪兆铭（汪精卫）、程树德、居正、沈钧儒等清国和民国时期的政法精英。作为一个一时的策，其成就是突出的，但是其学制太短、教学深度不够的问题是不可否认的。而这批留日学生因此段经历而产生的亲日作风以及因此对中国近代史造成的影响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