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大众性的逻辑命定

从柏拉图的年代至今，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恢弘与浩瀚中，没有哪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能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激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那些穿着凡·高的“农民鞋”的边缘群体不再安于冷眼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开始和着黑色幽默作家的诙谐，戏谑着传统经典的呆板与弱智，鼓噪着自己压抑变形的神经。从精英的神殿走进大众的调侃，后现代主义于内在的逻辑上规定了其大众性的走向。     

原地踏步的民进党

2012年，民进党仍然没有摆脱内外交困，在年初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利，再次遭到重大挫败。苏贞昌在5月党主席选举如愿以偿，但得票率创下民进党主席选举以来的最低纪录。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有一些尝试，但由于仍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没有改变“逢中必反”的思维逻辑，大陆政策调整仍然在原地踏步。     

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基于法律是否具有体系与现实纠纷是否具有体系之角度

讨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是法理学的重要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理清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法?二、法律规范是否具有体系?三、法律通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回答以上三大问题来解答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     

传统发展观及其文明模式的风险困境与重建——生态文明视野下低碳能源安全理论的价值问题探究

全球化风险时代表征出以气候、能源风险为主的灾难性认知状态,其生成与工业文明的传统发展观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使得人的本体性存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入到了不安全的情境中。要走出工业文明所致的风险困境,保障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安全,需要构建低碳能源安全战略来治理气候、能源风险,改善人的风险性存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赔偿正当性研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逻辑冲突

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本文通过对交强险制度各方意见综述中得出交强险分项赔偿具有正当性。根据交强险赔偿范围进一步得出《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间因交强险赔偿范围不同而存在逻辑冲突，应当对第49条进行修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逻辑论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交互促进、交相融合的过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有效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攻坚克难、永远奋斗,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做出新奉献,引领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政府绩效管理学》序

包国宪教授所著的这本书,与我们在案头或书架上经常看到的《政府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概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等著作不同,不是一丁半点的区别,而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本书是将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提炼和拓展为一门学科。因此,这是一项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整合建构,形成"绩效管理学"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学科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个学科     

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

当代中国面临着“私有资本逻辑批判”和“公有资本逻辑建构”的双重理论与实践任务.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应该是批判性地反思资本逻辑、规范性地矫正资本逻辑和理想性地引导资本逻辑,从而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继续承担起“超越实践”和“反驳实践”的历史重任.     

多数人侵权行为及责任的立法演进与司法适用

关于多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多数人侵权行为在我国法学理论上存在各种学说,通过分析立法、司法解释的演进过程,从不同立法阶段的视角剖析多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的认定问题,同时分析现行《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多数入侵权行为的条文在适用上的关系,并提出面对具体案件作出实体判断的逻辑推理的建议.     

学而思:价值重构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正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