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制共犯设立模式之前提

在采取正犯、共犯分离体系立法例国家的刑法理论中,正犯、共犯区分的理论一直是学者们争议的"核心"问题.在经历了早期的客观说与主观说之后,洛克辛教授所主张的犯罪事实支配论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不过,我国学界通说仍然是以形式客观说作为正犯、共犯区分的标准[1],如何使犯罪事实支配论与我国共犯立法相协调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支付和谐社会成本正当其时

刘亢等在2005年第21期的《嘹望》上撰文指出：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观念，一些地方必须支付的“社会和谐成本”存在欠账。对部分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改革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和付出。这种损失长期被社会忽视，就会加剧他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近年来，“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是当前一个数量庞大的上访群体。     

片面共犯与间接正犯

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态,而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形式,不属于共同犯罪。间接正犯不能包 括片面共犯,应严格区别两者。     

片面共犯成立之根据探析

关于具有片面合意的犯罪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中外刑法理论界历来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在对上述理论论争作出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从其理论基础、修正的构成要件、便利司法操作三个层面上剖析片面共犯成立的根据。     

评“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本文从刑法关于共犯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无身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与有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可以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本文认为,以刑法取消原《补充规定》关于受贿罪的以共犯论处的条款为理由否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的观点既不符合刑法关于共犯的基本理论,又不符合司法实践。     

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制裁体系与完善思路

传统犯罪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呈现出全新特性,对于传统刑法制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当前,刑事立法、司法为制裁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建立的"单向双轨三核"应对模式存在着单向基本思路偏颇、刑事法网不严、责任认定失位的缺陷。树立双向思维模式、扩大罪名体系制裁犯罪以及完善共犯责任、正犯责任、平台责任三类责任的评价体系,是实现网络社会背景下帮助行为刑事制裁体系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间接正犯的概念及与教唆犯的界分

间接正犯的成立要求利用人存在现实的意志支配,对被利用人的属性不做限定。间接正犯的意志支配包括基于胁迫的意志支配、基于错误的意志支配和基于组织性国家机器的意志支配。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支配,间接正犯支配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实施,而教唆犯并没有取得对犯罪事实的支配。胁迫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规则是答责原则,行为人威胁他人使其丧失答责能力的,成立间接正犯。错误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规则是抑制动机理论,行为人隐瞒真相,从根本上消除了实施者反对动机的,成立间接正犯。利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犯罪,利用者应认定为间接正犯。在幕后者发布的命令能够通过强制力获得贯彻,并由可替换的执行者实行时,幕后者构成组织支配型间接正犯。     

共谋共同正犯脱离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

在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脱离制度,不仅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从共谋共同正犯关系中脱离的行为人进行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举措,更是弥补我国现有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在解决退出共犯关系问题上的不足的必要手段.同时,这一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共同犯罪理论,进一步限制共犯制度的处罚范围.不同类型的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追随型”、“平等型”以及“首谋型”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条件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     

论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兼论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者具有身份而被利用者不具有身份；另一种是利用者不具有身份，被利用者具有身份而不具有责任。前一种情况，有身份者成立间接正犯，无身份者成立间接正犯的帮助犯；后一种情况，因利用者不具有特定身份，无法充实犯罪构成，不能成立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由于被害人的法益受到侵害，应单独对此种情况作出法律拟制的规定，以弥补间接正犯理论之不足，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亦有所体现。